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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900 年间国人“夷夏之辨”观念的演变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4697 更新时间：2008-1-12
1840～1900 年间国人“夷夏之辨”观念的演变
贾小叶
发布时间2008-01-12
[关键词] 夷夏之辨;开放与封闭
[摘 要] 1840～1900 年间,国人“夷夏之辨”观念的演变呈现出两种趋向:一种是依据“夷夏之辨”封闭的一面,盲目排外,反对学习西方;一种是在文化层面发挥“夷夏之辨”开放的一面,主张学习西方。但在政治层面,他们仍然强调夷夏对立,主张制夷、御侮。这种强烈的族类认同意识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思想基础。
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包含着开放与封闭的双重内涵。所谓的“开放”,是指以文化上的文野之分辨夷夏,强调夷夏之间的互变,即“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流于夷狄则夷狄之”; 所谓的“封闭”,是指以族类、地域乃至政治关系辨夷夏,强调夷夏之间的对立,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内诸夏而外夷狄”。长期以来,学界似乎更多地强调了“夷夏之辨”封闭的一面,而忽视了其开放的内涵,特别是在谈到晚清的“夷夏之辨”时,尤其如此。① 罗志田先生在其《中国民族主义与近 代中国思想》一书中,曾对清中叶以前“夷夏之辨”的演变做过详尽的考察,但对晚清特别是1840～1900 年间国人“夷夏之辨”观念究竟如何演变,并未展开论述,仅指出, “对晚清‘收拾西方学理’以发展中国民族主义那一代人来说,占上风的恰是夷夏之辨封闭的一面,盖其于西方观念有相通之处也”。[ 1 ] (p69) 当中国部分士人“收拾西方学理”发展中国民族主义时,已是晚清中西互市60 年后的事。那么,此前60 年中的“夷夏之辨”究竟如何演变:在这夷夏攻守异势、夏不敌夷的60 年中,士人是“往往强调其封闭的负面”呢,还是开放与封闭两者“并存而互竞”? 而在西方之夷非传统之夷的近代, “夷夏之辨”开放的一面是否也曾使诸多中国士人面临着新的困境? 传统的夷夏之辨在近代民族主义的建构中究竟起到了何种作用? 这诸多问题似乎都值得深入探讨,也是考察夷夏观念演变史的应有之义。
① 关于晚清夷夏观念的研究如郭双林《近代西方地理学东渐与传统夷夏观念的变异》, 《中州学刊》2001 年第2期;杨思信《传统夷夏观念在晚清的蜕变》, 《中州学刊》1998 年第4 期;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 年) 等论著中,均强调的是夷夏观念封闭的一面。
一
1840 年,当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鼓浪东来时,中国朝野只能用固有的夷夏观念来分析这场战争。在天朝君臣看来,西来之夷不但文化上不如中国,而且军事势力也不及中国。因此,在那些初涉夷务者的言说中,无论理喻还是威服,中国战胜西夷都是轻而易举的。林则徐在给英王的信中如是说:
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该国夷商,欲图长久贸易,必当懔遵宪典,将鸦片永断来源,切勿以身试法。王其诘奸除慝,以保乂尔有邦,益昭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2 ] (p211)
此中所显示的是华夏对夷人的雍容与大度。遗憾的是,林则徐的理喻并未奏效。英人不但无视天朝之“理”,而且为推行其罪恶的鸦片贸易悍然挑起鸦片战争。对如此无理之“逆夷”,华夏君臣只能威服。正如署两江总督裕谦所言:“此等犬羊之辈,使之知畏易,使之知感难,且非使之知畏,更难使之知感。”[3 ] (p1106) 从理喻到威服,这是天朝君臣在处理夷夏关系时惯用的手段。与理喻不同,威服所依靠的是军事上的优势。而在华夏君臣看来,中国的确有制服夷人的优势。其中最大者莫过于夷人腿脚不灵、不善陆战与夷船吃水过深、易于搁浅之说。1839 年,林则徐、邓廷桢在会奏中,曾不无自信地说:
夫震于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其奢靡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亦必以重赀倩土人导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4 ] (p676)
夷人腿脚不灵、夷船吃水过深,这是时人的共识。但共识并不等于真知,它来自于成见与臆测,却经不起战争的考验。当英军在东南沿海舍舟登陆,并多次在陆上大败清军时,夷人腿脚不灵之说不攻自破。当东南沿海城池屡陷之后,刘韻珂不无痛心地说:“论者本谓该逆不长陆战,而两年之中,该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陆路,且能爬越山岭,又有汉奸为之引导,各处路径较我兵反为熟悉。其阴谋诡计,复在在出我所备之外,使我万难防闲。”[5 ] (p1680) 而两江总督牛鉴则在战后写给刑部的供词中,道破了成见、臆测的不足信:“或又谓夷匪腰脚甚直,能水战而不能陆战,能乘船而不能乘马,此又不然。当该逆围困江省之时,黑夷运炮,排设城外,各山白夷驰马山顶,上下如飞,始知人言不足为据。”[6 ] (p653) 于是,天朝之于夷人不再具有任何优势。国人的虚骄与自大是以对夷人的无知为前提的。当沿海将帅相继发现天朝之于夷人不再具有优势时,理性的思考便代替了盲目的虚骄,他们开始了仿造夷船夷炮的尝试。
战时仿造船炮的尝试,浙江有之,福建有之,两江也有之,而以广东规模最大。广东的督抚将帅支持在籍刑部郎中潘仕成仿造夷船,造成大号战船一只。该船不仅式样仿照夷船,而且木料皆自海外运来,因此“木质坚厚”、“驾驶极为灵便合用”。于是,他们又购备木料三份,并准备如式制造三四十只。他们还支持绅士潘仕荣雇觅夷匠制造火轮船,并派人跟随潘仕成学习制造水雷技术。广东监生丁拱辰“喜究西洋数学机械,通晓铸炮用炮之法”,并著有《演炮图说》一书。该书主要包括了西洋用炮测量说、用象限仪测量放炮高低法、西洋圆形炮台图、西洋低后曲折炮台图说、西洋制火药法、西人制药用药法等内容。广东督抚将丁拱辰收入军营,署督粮道西拉本与丁一道切磋讲究铸炮、用炮之法,颇有成效。[ 6 ] (p480)
战时的广东在船炮、炮台、炮架制作及大炮演放等方面都已引进了西方的技术。可以说,在战争炮火的逼迫下,从“实用“的目的出发,沿海将帅们都很自然地开始仿造西方的船炮。仿造夷船夷炮是以承认夷人船炮先进为前提的。从夷夏观念演变的视角来看,它所体现的正是夷夏之辨中开放的一面,即承认夷人之长,而又不耻师事夷人。
当地方将帅仿造夷船夷炮的实践在各地零散进行时,有识之士则开始在思想上为“师夷”寻找理论依据。而传统的“夷夏之辨”恰恰为他们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思想资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正体现了“夷夏之辨”开放与封闭性的统一。此中,他通过重新界定夷夏,说明了“师夷长技”的合理性:
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故曰先王之待夷狄,如禽兽然,以不治治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且天下之门有三矣,有禽门焉,有人门焉,有圣门焉。由于情欲者,入自禽门者也;由于礼仪者,入自人门者也;由于独知者,入自圣门者也。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7 ] (p1866)
这里,魏源判定夷夏的标准显然是文化的,而不是地域的。他不仅承认夏有不如夷之处,而且主张师事夷人。这正是以文化上的文野之分判定夷夏的结果,强调了夷夏之间的互变。以文野之分辨夷夏,这并不是魏源的发明,而是夷夏之辨的固有之义,是夷夏之辨开放性的体现。魏源再度揭出此意,意在为“师夷长技”寻找理论依据。然而,在魏源的观念中,夷夏之间的尊卑界限未能轻易破除。在文化层面,他所认同的西人长技仅限于船炮技术,华夏文化之于夷狄,仍然有着无比的优越性。而且,长期的族类与文化认同造就了他强烈的华夏民族认同感。这在其“师夷长技”的目的上有着充分的体现,即“师夷长技以制夷”。“制夷”强调的是夷夏之间政治上的对立,其思想正源于夷夏之辨封闭的一面,强调的是对华夏的民族认同。当然,此时的民族认同是与王朝、君主的认同纠缠在一起的。如此看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新思想,并非空中楼阁,其思想建构的因子恰恰来源于传统的“夷夏之辨”。魏源以思想家独有的理性思辨,将“夷夏之辨”开放与封闭的两个方面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为近代中国的西学输入提供了理论依据。
与魏源一样,大理寺少卿金应麟也试图从传统中寻找“师夷长技”的理论依据。道光二十二年,他在奏请道光帝谕令沿海各省仿造夷船的奏折中,简要论证了“师夷”的合理性:“窃维逆夷猖獗,皆由水兵巽懦无人,以致失事。伏思该夷所恃者舟,前岁粤东由咪购得一舟,拆而观视之,木质坚硬,用牛皮裹包五层,加以铜皮铁皮,又各抱五六层,其厚约有尺余,方到木质,是以炮子虽巨,难于击碎。而桅木极坚,顶容多人,可以施炮,颇能及远,以此人多畏之。臣以为此乃中国之绪余耳,昔隋之攻陈,制为拍竿,高五十尺,敌舟近之,无不立碎,夷人特稍变其法。而牛革蒙船,亦参用艨艟之法,无足异也。”[ 6 ] (p106) 既然“此乃中国之绪余”,那么“师夷”不过是“礼失求诸野”。失去礼的“夏”向得到礼的“夷”学习,它所强调的也是夷夏之间在文化上的互变。
这里,金应麟的运思方法与后来倡导“西学中源”说者是相同的,只是他的中西比附仅限于一事一物,尚未上升到“学”的层面。与魏源一样,金应麟“师夷”的目的也是为了“制夷”,这同样反映出“夷夏之辨”封闭的一面对金的影响。与文化层面重新阐释“夷夏之辨”同时,先进的士人开始在地理层面考求西方的位置。于是,西方先进的地理学知识如地圆说、五大洲说等被引入中国,随之而来是传统的中国中心地理观念的动摇。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中都有“地形如球”及地球分为“五大洲”的内容。基于这些地理知识,他们认识到中国并非居于地球之中。《海国图志》中,魏源在介绍了世界地理概况后说:“震旦则正当温带,四序和平,故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7 ] (p1850) 尽管魏源仍然坚持中国文化中心观,但他已经不再重复中国地理中心观。
而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一观念,传统的中国中心观也日渐受到质疑。当主张“师夷长技”者从传统的“夷夏之辨”中汲取理论营养时,反对师夷者的理论依据也是“夷夏之辨”。梁廷 是师夷长技的反对者,在他看来, “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 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国地雷飞炮之旧而推广之。夹板舟亦郑和所图而予之者。即其算学所称东来之借根法,亦得诸中国。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 不然而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虽然,服之而已矣,何必胜”[8 ] (p172) 。 这里,梁所说的“理”即是“用夷变夏”,“古今无是理”所强调的正是夷夏之辨封闭的一面,即夏对夷具有优越性,只能以夏变夷,而不能以夷变夏。他列举了种种“西学中源”的事例,意在强调夏可变夷,这与金应麟由“西学中源”推出“师夷长技”的结论恰好相反。
上述分析表明,鸦片战争时期“师夷长技以制夷”既是一种思想,又是一种实践。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实践者没有过多的理论阐释便开始了“师夷长技”的实践, “经世”意识架起了他们通向“师夷”实践的桥梁。而在部分思想者的思想中,“夷夏之辨”不仅没有影响“师夷长技”主张的提出,反而为“师夷长技”提供了理论依据。这说明,这一时期夷夏之辨的演变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其封闭的一面,它成为部分人反对师夷的口实。这一点以往论者强调较多;另一种则是其开放的一面,它成为部分人主张师夷的理论依据。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则有机地结合了“夷夏之辨”开放与封闭的两个方面。这一点为以往的研究者所忽视。从这个意义上讲,“夷夏之辨”与“师夷长技”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可以相通的。
当然,夷夏之辨开放性的发挥,是以了解夷情为基础的。由于当时中国了解夷情者,仅仅局限于那些参与夷务的开明官员及少数有识之士。而多数人对西人的认识仍停留在战前的无知,因此无论在文化上还是政治上,他们对西夷基本上是一种排斥的态度。尤其是下层民众,在他们的观念中,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严夷夏之大防”的观念根深蒂固,加之对西人的无知,他们一般是从封闭的一面来理解夷夏之辨,并以此为依托,盲目排外,其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已不可同日而语。
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后,在强烈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 “师夷长技”已成为有识者的共识。以自强、御侮为目的,“师夷长技”在地方势力派的手中很快演变为洋务运动。随之而来的是守旧者的质疑与责难。在新与旧的争执中,夷夏之辨成为守旧一方立论的重要依据。1866 年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来了守旧者的反对。招收科甲正途“师事夷人”、“奉夷人为师”是他们反对此事的主要理由。大学士倭仁指出,“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有不可不深思而虑及之者”, “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而当耶稣教盛行之时,又令正途人员师事夷人,这无疑是使有用之才“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9 ] (p30) 杨廷熙在请撤同文馆的奏折中同样以“严夷夏之辨”为口实,称:“夫洋人之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天地神明所震怒,忠臣烈士所痛心。无论偏长薄技,不足为中国师,即多材多艺,层出不穷,而华夷之辨,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 名器之重, 不得不惜。”[10 ] (p19) 显然,倭仁与杨廷熙所强调的都是夷夏之辨封闭的一面,夷不如夏,以师夷为耻。1875 年,通政使于凌辰对李鸿章、丁日昌筹议海防折中提出的变法主张大加批驳,其立论的基点也是夷夏之辨封闭的一面。他指出:“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 “师事洋人,可耻孰甚。导之以甚可耻之事,而曰尔之礼仪廉耻其守而勿失,此必不能之势也”。[11 ] (p121) 当李鸿章等人主张修建铁路时,反对派反对的理由仍然是“以夷变夏”。他们一条线划断夷夏,撇开夷夏文化的优劣不论,仅从族类上的夏尊夷卑、政治上的夷夏敌对入手否定学习西方。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排外便成了盲目排外。
面对守旧者的责难,提倡洋务者不得不为自己的洋务实践寻找理论支持。与经世观念一样,“夷夏之辨”也成为洋务派构建洋务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一方面,他们从族类生存的危机意识出发,论证了学习西方的必要性。李鸿章如是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麕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11 ] (p41) 正是在强烈的忧患意识的驱使下,李鸿章等人认识到了变通成法古方的必要性。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面对顽固派的责难,他们又不得不通过重新阐释“夷夏之辨”,来论证学习西方的合理性。“西学中源”说即是洋务派重新阐释“夷夏之辨”的产物。1865 年李鸿章在奏设江南制造总局时,对学习西方的“合理性”作如是说:“无论中国制度文章,事事非海外所能望见,即彼机器一事,亦以算术为主,而西术之借根方,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亦不能昧其所自来。尤异者,中术四元之学,阐明于道光十年前后,而西人代数之新法,近日译出于上海,显然脱胎四元,竭其智慧不能出中国之范围,已可概见特其制造之巧,得于西方金行之性,又专精推算,发为新奇,遂几于不可及。中国亦务求实用,焉往不学? 学成而彼将何所用其骄? 是故求遗珠不得不游赤水,寻滥觞不得不度昆仑。”[ 12 ] (p14) 李鸿章主张“师事夷人”的重要理由,就是“西术借根中术”,即“西学中源”。“西学中源”说使得中国学习西方具有了相当的合理性,但“西学中源”说并不是对“夷夏之辨”的否定,而是对夷夏之辨开放性的发挥。既然西学源于中学,那么学习西学的实质就变成了学习自己。可以说,在李鸿章的观念里, “夷夏之辨”并未消除。因此,面对顽固派的发难,他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夷夏之辨”的荒谬,而是从文野之分的角度发挥了“夷夏之辨”开放的一面,从而得出了与守旧者全然不同的结论。
当倭仁等以“师事夷人”为由反对开设天文算学馆时,总理事务衙门大臣奕訢的解释与李鸿章大同小异:“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亦臆说也。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特其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学如此,其余亦无不如此。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中国倘能驾而上之,则在我既已洞悉根原,遇事不必外求,其利益正非浅鲜。”[ 9 ] (p24)
与洋务官员一样,不少洋务思想家和驻外使节在构建洋务理论时也都提出了“西学中源”说。冯桂芬是较早阐发洋务理论的思想家,他比较中西,认为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因此积极主张学习西方,表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冯桂芬不但承认夷人是先进的,而且其“师夷”之决心也是坚定的。但是夷人何以如此先进? 冯桂芬的答案是:“中华抚舆灵秀,磅礴而郁积,巢、燧、羲、轩数神圣,前民利用所创始,诸夷晚出,何尝不窃我绪余。”因此, 他认为学习西方不过是“礼失求野”。[13 ] (p30) 诸夷“窃我绪余”之说已有“西学中源”的味道。之后,洋务倡导者对西学中源的阐述更加明确,并直接以此作为学习西学、批驳守旧者的理论武器。王之春指出:“今之自命为通儒者,以洋务为不屑,鄙西学为可耻,有习其言语文字者,从而腹诽之,且从而唾骂之,甚至屏为名教之罪人。嘻! 甚矣。”在强调了时局危迫、学习西方之必要后,他又论证了学习西方的合理性:“况西学者,非仅西人之学也。名为西学,则儒者以非类为耻,知其本出于中国之学,则儒者当因不知为耻。”他引《周髀经》、《墨子》、《亢仓子》、《礼经》、《淮南子》等典籍记载,证明西学之天文算学、化学、重学、气学等等均源于中学,不过“泰西智士从而推衍其绪,而精理名言,奇技淫巧本不能出中国载籍之外。儒生于百家之书、历代之事未能博考, 乍见异物, 诧为新奇, 亦可哂矣”[14 ] (p367) ! 郑观应也用了同样的方法论证了西学中的数学、化学、重学、电学、气学等均“出于我也”。而今天的西方之所以先进于我,是因为“我所固有者,西人特踵而行之,运心精心,持以定力,造诣精深,渊乎莫测”。因此,他不无自信地说, “礼失求诸野者,此其时也”,“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中国,是犹取之外厩,纳之内厩,尚鳃鳃焉谓西人之学中国所未有,乃必归美于西人。西人能读中国书者,不将揶揄之乎?”[15 ] (p275) 既然“西学源于中学”,那么学习西方只不过是“礼失求诸野”而已。于是,“西学中源”说及由此所衍生的“礼失求诸野”便成了洋务派论证学习西方合理性的重要思想资源,如马建忠、王韬等人,无一不是“西学中源”说的积极鼓吹者。可以说,在倡导洋务一代人的心中,夷夏之辨根深蒂固,不能轻易破灭。但他们通过阐释“夷夏之辨”开放的一面,使得这一观念不再是西学输入的绊脚石,而成为学习西方的理论依据。
在倡导“西学中源”说的同时,部分洋务思想家通过对“夏夷之辨”生成史的考察,揭示了其以文野之分为基础的本来意义。王韬指出:“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禹贡》画九州,而九州之中诸夷错处;周制设九服,而夷居其半。《春秋》之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夷狄虽大曰子。故吴、楚之地皆声名文物之所,而《春秋》统谓之夷。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喜,厚己薄人哉?”[16 ] (p245)“华夷之辨,其不在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这是夷夏之辨的本来意义,夷夏之辨也因此具有了开放的一面,即“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 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基于此一理论,学习西方一切先进的事物都是合理的。可见,在正本清源之后,“夏夷之辨”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无独有偶,在对西方有了深入认识之后,郭嵩焘也开始对传统的夏夷之辨进行反思。光绪四年二月二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 17 ] (p439) 在郭嵩焘这里,中国与欧洲的夷夏地位发生了改变,昔日为夏的中国而今却沦为了欧洲各国眼中的夷狄。基于这一认识,他对时人用“夷夏之辨”抵制西方的作法提出异议,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如是说:
来书谓常郡人闻西洋好处则大怒,一闻垢诃则喜,谓夷狄应尔。引此为喻,是将使天下之人长此终古,一无省悟。试即今时事局思之,果有益乎?果无益乎? 三代盛时,圣人政教所及,中土一隅而已,湖南、江浙,皆蛮夷也。至汉而南达交阯,东经乐浪,皆为郡县,而匈奴、乌桓、西羌为戎狄。历元至本朝,匈奴、西羌故地尽隶版图,而朝鲜、安南又为要荒属国。是所谓戎狄者,但据礼乐政教所及言之。其不服中国礼乐政教而以寇抄为事,谓之夷狄,为其倏盛倏衰,环起以立国者,宜以中国为宗也,非谓尽地球纵横九万里即为夷狄,独中土一隅,不问政教风俗何若,可以凌驾而出其上也⋯⋯阁下据此为俯顺人心之证,蒙不敢谓然也。[18 ] (p200)
对于友人津津乐道的“夷夏大防”,郭嵩焘颇为反感。他阐明了“夷夏之辨”的本意,即判定夷夏的标准乃文化上的文野,而非“中土一隅”永远凌驾于他国之上,以期对友人的愚顽有所启迪。与文化层面重新诠释“夷夏之辨”同时,在政治层面,洋务派也逐步放弃了用夷夏尊卑模式分析国与国关系的思维,开始接受主权国家平等的观念。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夷”到“洋”的称谓转变。这一点,论者较多。需要强调是,这一转换是条约强制的结果。1858 年5 月的中英《天津专条》中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内外叙大英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19 ] (p102) 二是承认中国与西方各国是平等的主权国家。与称谓转变一样,承认西方与中国的平等也是条约制度的产物。《天津条约》明确规定:“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 19 ] (p96) 根据最惠国待遇,承认英国与中国的平等即意味着承认中国与所有西方缔约国的平等。以此为契机,洋务派在处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逐步抛弃夷夏尊卑观念。而且,面对西方国家的侵夺,他们逐步萌生了主权国家观念,开始接受国际公法。1864 年,由总理衙门出资、丁韪良等翻译的《万国公法》问世,并被送往各通商口岸。自此,洋务派开始用国际公法分析外交问题。国际公法是以承认主权国家的平等并存为前提的,是主权国家用以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依据。尽管在弱肉强食的近代,国际公法常常只是侵略者手中的一张废纸,但当国人夷夏观念根深蒂固之时,洋务派放弃夷夏尊卑观念而接受公法,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承认主权国家平等的国际原则,这无疑是一种认识的进步。而且,在处理与日本的关系时,洋务派也及时调整观念。
当1870 年日本委派柳原前光等来华议约时,李鸿章即以平等的邻国相对待,并致函总署表示:“彼因泰西各国业与中国立约通商,该国亦与泰西各国立约通商,援例而来,似系情理所有之事。该国向非中土属国,不奉正朔,本与朝鲜、流球、越南臣服者不同。”[ 20 ] (p10) 曾国藩也指出, 日本“本无威慑中土之心,又与我素称邻邦,迥非朝鲜、琉球、越南臣属之国可比。其自居邻敌比肩之礼,欲仿英法诸国之例,自在意中”。[21 ] (p7205) 当然,此时洋务派在处理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仍然没有放弃藩属国体制,这仍是一种不平等的尊卑观念。因此,当日本吞并琉球、法国威胁越南时,薛福成指出:“琉球、越南已然之患,有以救之;朝鲜未然之患,有以防之。字小之道,不外乎此。”[22 ] (p540) 之后,经过中法、中日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摧毁了中国的藩属国体制,但这种藩属观念却在洋务派的心中难以破灭。不过,西方主权国家平等观念的引入,不仅可以瓦解国人传统的夷夏观念,而且为其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元素,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而此一时期,在地理知识方面,随着来华传教士对西方地理知识的大量传播,不仅洋务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近代地理学知识,而且那些主持洋务运动的官员也很关注先进地理知识的普及。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曾委方子可制作一木质地球仪。之后,他担心木质地球仪难以经久,又令方子可续做《图说》。为了使该书准确精当,他多次致函方氏,强调参考洋人地图的重要性,指出:“大约海外地形当以洋人之图为蓝本。洋人于地舆之学既所究心,所至又多经目验,惜其文字不能尽识也。若得熟识西字者与之往返商定,或遇西土之有学者,从之访问形势,考核字体,必有益此书。至于中国诸儒之书,率皆悬度影响以自炫于华人而已,不足据依也。阁下所为《图说》,大端亦主此意。其西洋各国之洋图尤为详明。”[23 ] (p7088) 曾国藩以封疆大吏的身份来倡导传播西方地理知识,这对于国人接受西方先进的地理知识是很有效用的。当然,地理知识的增进并不意味着夷夏观念的消除。如志刚在随同蒲安臣出使欧洲时,有人问其中国一词的含义。他回答说:“谓‘中国’为在中央乎,则大地悬于太空,何处非中? 谓在中间乎,则万国相依,皆在中间。谓在中心乎,则国在地面。‘中国’者,非形势居处之谓也。我中国自伏羲画卦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传,以至于今四千余年,皆中道也⋯⋯所谓‘中国’者,固由历圣相传中道之国也。而后凡有国者, 不得争此‘中’矣。”[24 ] (p129) 志刚的解释与魏源所谓中国之“中”非“地形之中”,乃“天时之适中”的解释何其相似!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忽视近代地理知识的传播对解构夷夏观念所起的作用。
总之,这一时期夷夏之辨的演进仍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守旧派强调夷夏之辨封闭的一面,以阻止西学的输入;另一种则是洋务派从多角度对夷夏之辨进行阐释,尽力挖掘其开放的一面,以便为其学习西方提供理论支持。在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他们也逐步放弃了夏夷尊卑观念,接受了主权国家平等的观念。然而,在倡导洋务一代人的心中,夷夏界限并没有全然消除。尽管洋务派在文化层面强调夷夏之间的互变,但这种互变是有限度的,当面临华夏名教为夷所变的威胁时,他们仍是忧心忡忡。这一点从王韬的一段话中清晰可见。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如是说:“夫大利之所在,即大害之所在,目前以为甚便,而后蒙其祸者,当时以为无伤,而久承其弊者,如今西人之互市于中国是也。”在他看来,西人通商带给中国很多益处,如“海禁大开,国用以裕”、“仿行西法,富强可致”、“学习西学,实用可裨”。但是,面对西方基督教对华夏名教的威胁,王韬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忧虑,他说:“瀚以为中外异治,民俗异宜,强弱异势,刚柔异性, 夷夏之大防,为民心之蟊贼,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今者滨海岛壤,江汉腹地,尽设码头,险隘之区,已与我共,猝有变故,不能控制,此诚心腹大患也⋯⋯然此只就形势言之,犹其害之显焉者耳。至于播煽异端,灭裂正教,尤足以簧鼓世俗,渐渍于无形⋯⋯瀚观西人教中之书,其理诞妄,其说支离,其词鄙晦,直可投于溷厕,而欲以是训我华民,亦不量之甚矣。顾瀚窥其意,必欲务行其说而后止,行之则人心受其害矣”。“《传》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西人隆准深目,思深而虑远,其性外刚狠而内阴鸷⋯⋯吾恐日复一日, 华风将浸成夸俗, 此实名教之大坏也。”[25 ] (p72) 同样是出于此种忧虑,洋务派才将“师夷”的范围限定于器物、科技层面,在文化的最深层次则严守“夷夏之大防”。而且,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他们仍然不能放弃传统的藩属国观念。
三
与洋务派相比,维新派对夷夏之辨的清理更为彻底。在地理知识层面,他们加强对先进地理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在文化层面,他们从源头上对“夷夏之辨”作了系统的梳理,为其学习西方扫清障碍;在政治层面,他们彻底清理了夏尊夷卑的观念,提出了诸国平等观念。
易鼐在《湘学报》发表的《五洲风俗异同考》一文中,从《春秋》记载中“夷夏之辨”的本义出发,批驳了后人的“夷夏之辨”:“中土之谈风俗者,于同洲各国,率鄙之曰四夷,或曰裔,或曰异域,侈然以华夏自居。小者以藩属待之,大者以夷狄视之。懵然不知《春秋》之义,夷狄不以地而以人。风俗不善,无礼无义, 曰夷狄。是故中国而类乎夷狄,则降而夷狄之;夷狄而合乎中国,则进而中国之。”[26 ] 在易鼐看来,依据《春秋》中“夷夏之辨”“不以地而以人”的本义,中国无论是侈然以华夏自居,还是藩属、夷狄之国,都是极其愚陋的。
谭嗣同在南学会发表的《论学者不当骄人》演说中,同样据《春秋》之义,批判了长期以来国人对夷夏之辨的错误认知,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指出,我国人“好以夷狄诋人, 《春秋》之所谓夷狄中国,实非以地言,故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流于夷狄则夷狄之。惟视教化文明之进退如何耳。若以地言,则我湘、楚固春秋之夷狄,而今何如也? 且我国之骄又不止此,动辄诋西人无伦常,此大不可。夫无伦常矣,安得有国? 使无伦常而犹能至今日之治平强盛,则治国者又何必要伦常乎? 惟其万不能少,是以西人最讲究伦常,且更精而更实。即如民主、君民共主,岂非伦常中之大公者乎?”[27 ] (p401) 与洋务派固守华夏伦常名教而诋毁西方政教不同,在谭嗣同看来,西方不仅有伦常,而且西方之教亦非邪教。于是,谭嗣同的“夷夏之辨”在文化层面是全然开放的,西方之伦常优于华夏者,华夏自然要学习西方,这就为其学习西方民主制度提供了依据。为了澄清夷夏之辨的真实内涵,徐勤甚至撰写了《春秋中国夷狄辨》一书,从文化源头上对夷夏之辨的内涵进行了学术上的梳理。该书分别对《春秋董氏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及董仲舒《春秋繁露》诸书中涉及到“夷夏之辨”的内容加以考辨,重点挖掘这些原典中足以破除“夷夏之大防”理论的相关记载,并以按语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他在一段按语中说:“《春秋》无通辞之义, 《公》、《谷》二传未有明文,至董子始发明之。孙明复、胡安国之流不知此义,以为《春秋》之旨最严华夷之限,于是尊己则曰神明之俗,薄人则曰禽兽之类;苗瑶洞之民则化外视之,边鄙辽远之地则忍而割弃之。呜呼! 背《春秋》之义以自隘其道,孔教之不广,生民之涂炭,岂非诸儒之罪也! 若无董子,则华夷之限终莫能破,大同之治终末由至也。”[ 28 ]
在强调夷夏之间文化上互变的同时,维新派在政治层面也彻底抛弃了夏尊夷卑的观念来分析国与国的关系,提出了“万国并立”、诸国平等、天下大同的主张。康有为明确指出:“我中国地大物博,今亦仅为六十国中之一国,以地论仅居第三,非复一统之世,为列国并立矣。”[ 29 ] 在《春秋中国夷狄辨》中,徐勤在辩驳了攘夷之非后,提出了夷夏平等、天下大同的思想。梁启超在为徐勤此书写的序言中也阐发了同样的观念。他指出, “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故首张三世之义。所传闻世,治尚粗,则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世,治进升平,则内诸夏而外夷狄;所见世,治致太平,则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夷狄进至于爵,故曰有教无类⋯⋯且《春秋》之号夷狄也,与后世特异。后世之号夷狄,谓其地与其种族; 《春秋》之号夷狄,谓其政俗与其事”。
基于此种认识,梁启超批驳攘夷之非, “今论者持升平世之义,而谓《春秋》为攘夷狄也。则亦何不持据乱世之义,而谓《春秋》为攘诸夏也⋯⋯吾卒不知攘夷之言, 果何取也”[30 ] (p48) 。梁启超所谓的“所见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即是理想的大同世界,此时的夷夏界限将彻底消除。
由此可见,维新派不仅从原典入手考证了夷夏之辨的本义,而且依据《春秋》三世说,提出了大同世界天下一家、夷夏不分、大小平等的理想秩序。这便从根本上否定了攘夷论者的理论依据。
但大同毕竟只是一种理想,面对列强的侵略,亡国灭种危在旦夕。在驳斥攘夷论者的同时,维新派也不得不揭橥保国、保种、保教的旗帜。在破除了“夷夏之辨”这一盲目攘夷论者所依据的理论后,维新士子不得不重新构建他们更为理性的理论。西方民族主义的学理给了他们理论构建的丰富资源。但是,在他们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理论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传统民族主义观念———“夷夏之辨”的阴影。传统夷夏观念所强调的华夏民族认同,无疑成为他们接受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思想基础。而且,当革命派依据传统的“夷夏之辨”提出排满革命的主张时,维新派及后来的立宪派则依据“夷夏之辨”文化上开放的一面,强调满汉民族之间的融合与趋同,反对排满。
就在维新派忙于构建民族主义理论时,仍然有人固守“夷夏之辨”封闭的一面,反对学习西方。1898 年,皮锡瑞在《湘报》上发表了《醒世歌》,以通俗的语言宣传了近代地理学知识:“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居中央谁居旁?”该诗歌的发表,引发了顽固派叶德辉对维新派相关宣传的强烈反对。他致函皮锡瑞说:
近世时务之士,必欲破除夷夏之防,合中外之教,此则鄙见断断不能苟同者⋯⋯至谓地球列国环峙,并无夷夏之防,又谓春秋时之吴、楚即今日之江苏、两湖,是当日之夷狄即今日之中国。此论似是而实非,久欲一辨,而苦无暇晷⋯⋯地球圆物,不能指一地以为中,但合东西南北考之,南北极不相通,则论中外,当视东西矣。亚洲居地球之东南,中国适居东南之中,无中外独无东西乎? 四时之序先春秋,无形之位首东南,此中西人士所共明,非中国以人为外也⋯⋯尧、舜、禹、汤、文、武之教,周公成之,孔子大之,三代以下,异教之为圣教渐灭者,不可殚述⋯⋯潜移默运、扫荡异教于不觉,何论旁行诘屈之书乎? 故借保护圣教为名,以合外教者, 巧言也。[31 ] (p167)
这里,叶德辉对维新派破“夷夏之大防”的宣传极其不满,并从两方面加以辩驳。首先,他对皮锡瑞所说的“中国并不居中央”提出疑义,认为尽管地球是圆的,但就东西而言,中国仍然居于“东南之中”。应当说,叶德辉的辩驳是无力的,而像他这样的守旧派竟然也承认地球是“圆物”,这恰恰说明,自魏源、徐继畲以来先进士人对近代地理知识的介绍与宣传是有效的。其次,叶德辉认识到,维新派破除“夷夏之大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合外教”。可以说,叶德辉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正是为了打破中外政教的壁垒,实现中西文化的全方位融合,维新派才对传统的“夷夏之辨”进行了彻底的清理,这也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夷夏之辨”观念的根本区别。
与叶德辉对维新派的责难相呼应的是两年后的义和团运动。这场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攘夷运动将传统夷夏观念中封闭的一面发挥到极至。这说明,近代以来,尽管识时务者不断从学理上考辨“夷夏之辨”的封闭与开放,以破除攘夷论者的理论依据,并为输入西学提供支持。但在下层民众的观念中,夷夏之辨中族类之间的对立意识及华夏的优越意识根深蒂固,在遭受列强蹂躏的境域中,他们很难也不可能辨证地看待“夷夏之辨”,因此只能是盲目攘夷,盲目排外。
上述分析表明,19 世纪中后期,夷夏观念的演变是复杂的。就下层民众而言,他们仍然依据传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盲目排外;而在上层,夷夏之辨的演变则呈现出两种趋向:一种是在文化层面发挥夷夏之辨开放的一面,主张学习西方,但在政治层面仍然强调夷夏对立,主张制夷、御侮。这种强烈的族类认同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一种是依据夷夏之辨封闭的一面,盲目排外,反对学习西方。在维新派收拾西方学理构建民族主义理论后,无论主张学习西方者,还是反侵略者,都不再在“夷夏之辨”上做文章。到了20 世纪初年,革命派又重新拾起“夷夏之辨”的理论。不过,这一次,他们所针对的已经不是西方,而是满族。“夷夏之辨”一度成了他们排满革命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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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蛮夷观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2495 更新时间：2016-9-5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辑刊 》2016 年第1期，第117—123页。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4XZS002)
作者简介：方铁，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云南 昆明 650091) 。
摘要: 蛮夷观是中原王朝治边思想的基础。元明清三朝的蛮夷观，较此前中原王朝的蛮夷观发生明显变化，主要表现在将广义蛮夷划分为边疆蛮夷与邻邦之夷，在边疆蛮夷中区分“熟夷”和“生夷”，并采取不同的治策。基于新型的蛮夷观，元明清对蛮夷地区积极经营，加强对边疆蛮夷的管理和改造，实现了中原王朝“以夷治夷”的设想。
关键词：元明清; 蛮夷观; “熟夷”; “生夷”; 以夷制夷; 以夷治夷
中原王朝在治理边疆和蛮夷地区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系统的思想与理论，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制定相应的方略与制度。中原王朝治理边疆和蛮夷地区的思想与理论，具有深厚的认识论基础，其核心是中原王朝的夷夏观与蛮夷观。夷夏观集中反映中原王朝对华夏与蛮夷关系的观点，蛮夷观则反映中原王朝对蛮夷或夷狄的看法。蛮夷观的内容及演变过程，对夷夏观产生直接和深刻的影响。
从元明清三朝实行的土司制度可以看出中原王朝的蛮夷观在宋代以后出现的变化，因为土司制度是中原王朝蛮夷观改变的产物。深入剖析元明清三朝的蛮夷观，有助于揭示土司制度的内涵与不同阶段的特点，深入了解中原王朝治理边疆和蛮夷地区的思想以及演变的过程。
一
中原王朝的蛮夷观经历了长期探索与逐渐深化的过程。以宋末为界，蛮夷观内容的演变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元代以前，除了唐朝中原王朝大多对蛮夷持鄙视的态度，并与之保持相当距离。亚洲东部是一个相对独立及封闭的地区。在这一区域，华夏文明较早摆脱蒙昧状态，其他文明对于华夏文明长期处于遵从和学习的地位，中原王朝由此形成孤傲自大的文化心理。奉华夏为宗主与文明中心的观念，在很长的时期被其他文明的拥有者认同，以此为基础东亚地区形成通行的天下秩序。中原王朝根据文明的类型划分夷夏，其所称之“蛮夷”包括华夏以外的其他文明，它们或为受中原王朝管辖的边疆民族，或为接受中原王朝羁縻的徼外势力，或为通过朝贡与中原王朝交往的远方他国。在地理分布方面，以华夏为中心的部分较清晰，与蛮夷毗连的区域较模糊，同时蛮夷的范围可由边疆向外部延展。
古代民族关系存在不平等是常态。中原王朝依据华夏、蛮夷相对的二元结构思维方式审视蛮夷，看重蛮夷敌对与否以及服从中原王朝的程度。有关史籍的记载，有不少歧视甚至敌视蛮夷的说法如，“戎狄可以威服，难以化狎”〔1〕，“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2〕，“( 蛮夷) 贪而好利，人面兽心，”“蹈仁义者为中寓，肆凶犷者为外夷”〔3〕，“内诸夏而外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4〕，“兽心贪婪，难率以礼，”“贪而无厌，狠而好乱，强则旅拒，弱则稽服”〔5〕，“彼鸟兽野心，非我族类，弱则伏，强则叛，其天性也”〔6〕，“好则人，怒则兽”〔7〕，“人面兽心，非我族类; 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本情也”〔8〕，“夷狄无信，易动难安; 故斥居塞外，不迁中国”〔9〕等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原王朝对蛮夷持鄙视及与之保持距离的原则，而较少注意其内部的状况，更勿论关心其源流演变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情形。具体来说，中原王朝将蛮夷分为“驯顺之夷”和“怪逆之夷”，区分标准主要是根据其文化与华夏文化的差异，以及对中原王朝持友好还是敌视的态度。“驯顺之夷”指发展程度较高的蛮夷，中原王朝认为较可理解和易于交流，与中原王朝亦较友好。在一些地区，“驯顺之夷”包括迁入蛮夷之地被“夷化”的汉人。“怪逆之夷”则指社会发展滞后的蛮夷，中原王朝认为其性格、行为均怪诞难以理喻，亦常与中原王朝作对或造反。在历朝统治者看来，“驯顺蛮夷”与“怪逆蛮夷”虽有差异，但并无根本性的差别，“驯顺蛮夷”容易转变为“怪逆蛮夷”。总体上来看，中原王朝明显鄙视和不信任蛮夷，应对的方式倾向于武力镇压，甚至掠夺蛮夷的人口和财产。
西汉末年王莽与匈奴骤开边隙，匈奴内部分裂。朝廷会议其事，大臣萧望之说:
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 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 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10〕
萧望之所言，颇能代表中原王朝统治集团的看法。受保守蛮夷观的影响，西汉官吏可随意诛杀已封王的夜郎王。即便是广受赞誉的政治家诸葛亮对蛮夷亦无好感，他说: “南蛮多种，性不能教，连合朋党，失意则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11〕，官府很难约束，因此对蛮夷严密防范并竭力分化瓦解。诸葛亮命南中大姓收买蛮夷为部曲，所说的蛮夷主要是居住坝子的“驯顺蛮夷”。至于居住山地的“怪逆蛮夷”，诸葛亮认为不可理喻，须用强硬手段进行统治。晋朝则更为保守，一概将蛮夷视为“怪逆蛮夷”，几乎以镇压为唯一的统治手段。南中诸夷暗掘夜郎王墓，晋朝南夷校尉王逊率兵讨灭之，“及讨恶僚刚夷数千落，威震南方”〔12〕。甚至连带南中大姓，亦被统治者认为是强硬统治的对象。北周统治南方诸僚，认为其“天性暴乱，旋致扰动”，每年命令居有诸僚的州镇出兵讨之，“获其生口，以充贱隶，谓之为压僚”。商旅经过其地常购僚人至内地贩卖，乃至公卿及百姓之家，蓄僚奴者随处可见。〔13〕
宋朝统治者视大理国为怪逆不讲理之南诏的延续，并视之为蕴藏的祸根，将其归入外国的范围。据《宋史·礼二十二》: “诸国朝贡。其交州、宜州、黎州诸国见辞，并如上仪。”另据《宋史·夏国传》:“交趾、占城、真腊、蒲耳、大理滨海诸蕃，自刘长、陈洪进来归，接踵修贡。……来则不拒，去则不追，边圉相接，时有侵轶，命将致讨，服则舍之，不黩以武。”〔14〕宋朝统治者又有欺软怕硬的扭曲心理，在与大理国的交往中，宋朝君臣出尔反尔、随意欺骗不止一例。北宋对广源州首领侬智高的态度，亦可证明对广西蛮夷之轻视和歧视。侬智高因反抗交趾欺压而起兵，并向宋朝请求内附，但遭宋朝拒绝，朝廷“恐疆场生事，却而不受”。侬智高及其部属“穷无所归”，遂发兵攻占安德州建立南天国，并多次打败交趾的军队。由于归附请求多次被宋朝拒绝，南天国乃聚兵反宋，酿成岭南地区大规模的动乱。
二
唐末两宋时期东亚地区的形势发生明显变化，中国与远方他国的邦交关系逐渐明确。处于中国腹地与远方他国之间的部分，为辽、金、西夏、大理国等边疆政权的辖地。元朝实现更高水平的全国统一，华夏之地周边的大部分地区成为统一王朝疆域的组成部分，边疆地区的范围亦渐明确。另一方面，中原王朝治边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南部，对边疆地区的经营明显深入。元明清三朝的蛮夷观出现不同于前代的变化，并表现出一些共有的特征。
此前中原王朝视角之下的广义蛮夷，在元明清时演变为边疆蛮夷与邻邦之夷，统治者对之采取不同的治策，史籍记载反映了这一变化。据《元史》，在云南实行土官制度并推广儒学教育的地区，均属云南行省管辖的范围，其他边疆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形。对安南、缅国、占城等邻邦，元朝制定按期纳质、朝贡、君王亲朝等规定。元朝对安南数次用兵，起因是安南君王不愿亲朝，元廷据此认为安南拒绝承认藩属关系。其他边疆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形。
根据文明的类型划分夷夏的传统观念逐渐淡化，元明清三朝认识到夷夏有不同的文化及社会结构，夷夏之间的差别可以缩小，夷夏可以共生并相互融合，朝廷应根据具体情况，对边疆蛮夷实行有别于前代的治策。具体来说，元明清三朝对边疆蛮夷从前代明显敌视和疏远，逐渐转变为有限度的信用与积极改造。另外，从以前将蛮夷笼统视为“怪逆蛮夷”或“驯顺之夷”，改变为在蛮夷中区分“熟夷”与“生夷”，并采取不同的治策。元明清在边疆蛮夷中区分“熟夷”和“生夷”，与中原王朝尤其是明清两朝重北轻南的治边传统削弱，在边陲关注的重点从北方转至南方有关。南方蛮夷的内部结构、社会状况较北方夷狄更为复杂，同时南方蛮夷较多地接受了中原王朝的影响，中原王朝对南方蛮夷进行划分乃具备有利条件。
蒙元统治者并不讳言与中原汉人的差异，以及蒙古人与色目人都是外来的夷狄。蒙元统治者与南方蛮夷有亲近感，视汉人尤其是原南宋军民为重点防范的对象。兼之元朝在南方蛮夷地区推行土官制度，授南方蛮夷以协助统治的权柄，同时给予相当高的待遇和较高的信任，与南方蛮夷的接触与合作甚多，由此有效缩小与南方蛮夷的距离感，并获得南方蛮夷的充分信任与由衷拥护。此外，出自频繁对外用兵等需要，元朝在云南等南部边疆，经营重点之一是沿边地区，而这些地区大都是前代认定的“怪逆之夷”的聚居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元朝通常视南方蛮夷为一个整体，并不在其中划分“驯顺之夷”与“怪逆之夷”。如果说对南方蛮夷仍有细分，元朝通常视积极组织土军、协助进攻南宋及中南半岛的蛮夷为得力助手，视纳入土官统治居住边疆和僻地的蛮夷为仍可争取的对象。由此而组成各种土军，见于记载的土军有爨僰军( 白族) 、落落军( 彝族) 、和泥军( 哈尼族) 、么些军( 纳西族) 等。蒙元对各族土军大致等同对待，如果说有区别，则是对战斗力较强的爨僰军较为重视而已。元朝对“熟夷”“生夷”已有初步认识。广西宣慰使燕牵说: “徭族非一，其杂处近民曰熟徭，稍知生理，亦不出赋。”〔15〕蒙元积极经营西南边疆的初衷，是从大理国旧地汲取兵源，增强进攻南宋以及中南半岛诸国的力量，因此对西南边疆蛮夷普遍信用，在其地划分“熟夷”和“生夷”的情形不甚明显。
在南方蛮夷地区，明朝广泛推行由土官制度发展而来的土司制度，并大量驻扎卫所军队，因此，明朝对南部边疆的统治较为深入。明代有一个现象，即对南方蛮夷流行区分“熟夷”和“生夷”。从有关记载来看，所谓“熟夷”，主要指南方蛮夷中受官府有效管辖的部分，他们通常有户籍，服从官府管理，并向朝廷纳税供役，虽然还保留一些传统习俗，但在受官府的有效管辖方面，与具有编户齐民身份的汉民已无很大区别。“熟夷”中还有一部分来自外来的汉人，反映了元明清时期内地人口大量迁居南方蛮夷地区的事实。《苗疆闻见录》说: “其地有汉民变苗者，大约多江楚之人。懋迁熟习，渐结亲串，日久相沿，浸成异俗，清江南北岸皆有之，所称熟苗，半多此类。”〔16〕至于“生夷”，则是指仍滞留于刀耕火种或以采集游猎为主的传统生活方式，游离于官府的有效管辖之外的蛮夷。由此可见，明代的“熟夷”和“生夷”，与元代以前历朝划分的“驯顺之夷”与“怪逆之夷”，在认定标准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历朝区分“驯顺之夷”与“怪逆之夷”，主要是根据其性格及行为方式是否怪诞、应对朝廷和官府是否友好驯顺; 元代以后区分“熟夷”和“生夷”，则是根据其社会发展的水平，以及接受官府有效管辖的程度而定。这一变化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元代以来历朝对南方蛮夷的统治明显深入，对南方蛮夷并非异类始有明确的认识; 二是通过对蛮夷地区的积极经营与开发，使其成为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尽量缩小边疆蛮夷与编户齐民的差距，已成为朝野人士的共识。因此，明代在南方蛮夷中划分“熟夷”和“生夷”，并取代此前区分“驯顺之夷”与“怪逆之夷”的做法，堪称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
清朝对“熟夷”“生夷”的区分更为明显。清初诸种居民在贵州苗疆的分布，大致是“生苗”在南，汉人在北，而“熟苗”居中，并受雇为汉人的仆佣。雍正朝实行改流进兵苗疆，“生苗”界上常屯官兵，干戈相寻，“生苗”始不安其所。“熟苗”被清军征为力役或向导，且饱受战争涂炭，“熟苗”乃结“生苗”为乱。〔17〕为防备“熟苗”联合“生苗”反抗，嘉庆朝征苗时在一些地区筑建碉堡和边墙，边墙之外为“生苗”，边墙以内为“熟苗”，“熟苗”与汉人杂居，供赋当差与内地汉民无异。对“生夷”可转变为“熟夷”的情形，顾炎武说: “一入编户，即为赤子，安问僮与民耶? 且僮之奉贡赋，垂七十余年，夷尽变而夏矣。加意抚循，夷汉同风，是在司牧者哉。”〔18〕所言大致可代表清人的看法。而清朝重视区分“熟苗”和“生苗”，甚至设法割断两者的联系，反映出经营和开发南部蛮夷地区的重点，从过去所重视的坝子转向边疆和僻地。另一方面，蛮夷与官府的矛盾出现分化，“熟苗”“生苗”、汉民与官府的关系错综复杂。
清朝采取积极经营边疆僻地的方略，与其面临的国内形势有关。康雍乾盛世全国人口增长很快。为缓解内地人口过密的问题，清廷允许农民到人口稀少的地区垦荒种地，外来流民乃大量进入西南边疆。除继续填充人烟稠密的坝子外，还有不少人口向边疆和僻地转移。为解除部分土司对边疆、僻地的阻隔并扩大开发地域，清朝施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以后，边疆和僻地出现人口大量移居及开荒垦种的浪潮。清朝因此重视南方蛮夷地区的治理，并注意到“生夷”“熟夷”与汉民存在复杂的关系。
从区分“熟夷”和“生夷”的观念出发，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两朝积极经营南部蛮夷地区，对边疆蛮夷加强管理并积极改造。统治者认为蛮夷是王朝子民的一部分，应予关注并通过教育改造为编民。明初大臣杨瞡称广西蛮僚“散则为民，聚则为盗，当临之以兵，始可畏服”。明太祖朱元璋据理驳之: “蛮瑶性习虽殊，然其好生恶死之心，未尝不同。若抚之以安靖，待之以诚，谕之以理，彼岂有不从化者哉。”〔19〕清乾隆十二年( 1747) ，云贵总督张允随的奏疏称: “苗、倮种类虽殊，皆具人心。如果抚驭得宜，自不至激成事变。臣严饬苗疆文武，毋许私收滥派，并禁胥役滋扰。至苗民为乱，往往由汉奸勾结。臣饬有司稽察捕治。”〔20〕
三
元明清三朝对待蛮夷的态度，从前朝的歧视、疏远改变为亲近、信任与合作; 元明清树立的新型蛮夷观，为中原王朝深入统治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具体施治方面，朝廷通过实行土司制度，将南方蛮夷纳入国家管理的范围，并与之进行长期有效的合作。元明清三朝改造蛮夷，主要是通过在蛮夷地区大力发展儒学教育。
元代以前，中原王朝对华夏文明于蛮夷的影响，在认识上仅限于与武威相对举之德泽或文德，即对蛮夷施以恩泽和怀柔; 在实践上则通过封贡制度及厚往薄来、施以恩惠等做法体现。元以前的中原王朝，对在蛮夷地区兴办儒学教育并无统一规定。在蛮夷地区热衷传播儒学文化者，主要是镇守的官吏与贬居其地的士人。对在南方蛮夷地区兴办儒学教育，元明清三朝有新的认识和有力的举措。
元至元十年( 1273) 奉世祖忽必烈之命，大臣赛典赤·赡思丁到云南建立行省。他初抵大理，即在中庆( 治今昆明) 、大理两地设儒学提举，并于中庆首建文庙，广置儒籍。其用意是国家的纲纪法度、军旅刑制之事，未尝不自文化始。〔21〕云南行省建立后在各地遍立学校，择饱学之士担任教官，“文风大兴”。云南蛮夷还参加全国科举考试，并有一些人取得名次。明洪武十五年( 1382) 十一月，普定知府者额辞归，太祖朱元璋谕之: “今尔既还，当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而归，可以变其土俗同于中国，岂不美哉! ”〔22〕洪武二十八年( 1395) 六月，户部官吏张永清建议在云南、四川边夷之地设学校教其子弟，朱元璋以为然，并谕礼部: “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23〕
元朝在南方边疆地区所置学校，大都位于行省及路府州的治所，设于边远蛮夷地区的不多。明朝统治长达 277 年，所设儒学分布南部边疆各地。由于积极传播内地文化，南方蛮夷地区的社会风气骤变，后人称之为西南边疆腹地内地化的时期。明朝在西南边疆办学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卫所军士子弟受教育的问题。在蛮夷地区虽也设置一些学校，则是企望藉此提高土司子弟的文化水平，改善基层官吏的素质。清朝在南方蛮夷地区兴办儒学教育，在规模、范围和成效方面远超元明两代。清朝兴办儒学教育，官学经费由当地财政开支，并允许社会力量兴办私学，学校有府学、县学、书院、义学、私塾等多种。对各地蛮夷考生，在名额、录取、待遇等方面实行酌情照顾的政策。清末既废科举，官府在各地设新学堂，一些地方新学与私塾并存。
对在蛮夷地区发展正式教育，清朝统治者有长远的考虑，包括有效增强边民的文化素质、培养边疆各族的国家意识与爱国观念等方面。对蛮夷接受儒学教育所发生的变化，清人吴大勋说: “国家承平百数十年，王化渐摩已久，有力之夷，居然衣冠文物，读书稽古，为子衿者，盖已无算，科目出身，亦往往而有。至于土司子弟，尤慕斯文，既赋采芹，又袭土职，居然正途士宦，夷民敬服，别种推重，此皆圣泽旁敷，无远弗届，过化存神之大验也，猗欤盛哉! ”〔24〕
明朝在南方蛮夷地区广泛实行土司制度，清朝通过改土归流加强对土司地区的控制，都使内地与南方蛮夷地区的联系明显加强，外地移民不断进入蛮夷之地。移民与土著的纠纷日渐增多，其中一些即因外来汉人欺压蛮夷而起。统治者认识到不仅对蛮夷应有区分，对蛮夷地区的汉人也须识别，并采取相应的治策。正确认识南方蛮夷地区的社会结构，妥善处理蛮夷地区社会矛盾的观念，于中原王朝统治者逐渐清晰。关注南部蛮夷地区蛮夷的生计与社会治安，乃成为清朝施治的一个重点。
历代都有数量不等的内地人口进入边疆蛮夷地区。他们带来内地的经济文化因素，与本地蛮夷共同开发边疆地区。也有少数外来人员违法作恶，统治者为之甚感头痛。唐代姚州官吏张柬之上书朝廷，称有不少“巨猾游客”由内地潜入姚州( 治今云南姚安) ，“专以掠夺为业”〔25〕。明代此类问题较为突出。万历三十三年( 1605) 十月，贵州巡抚郭子章的奏疏称: 自征苗以来粮饷欠缺，官兵逃亡者日众。逃亡官兵或百十为群，经常抢劫客商甚至劫及官员，“贵州数百里之境顿成盗薮”〔26〕。清雍正朝改土归流后，大量内地流民迁入边疆蛮夷地区。其中一些人欺负蛮夷，或煽惑蛮夷反叛，甚至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清军攻占南部边疆及其后的一段时期，其地的主要矛盾是朝廷与违法土司及夷霸之间的矛盾。云贵总督蔡毓荣上疏称: “滇省汉土交错，最称难治。治滇省者，先治土人，土人安而滇人不足治矣。”〔27〕雍正朝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首先废除违法的土司改由流官管理，并出兵镇压横行乡里的夷霸，夺回被霸占的道路、土地等资源。其次是实行军队与行政相辅、在部分地区试行保甲制度等方式，加强对留任土司及其辖地的管理。其三是开放实现改流的地区，允许外来流民进入屯垦和开矿。
雍正朝改土归流后，社会下层同朝廷与地方官府的矛盾，成为南部蛮夷地区社会的主要矛盾。其表现一是土地所有权变更，出现外来移民与蛮夷争夺土地的问题，时有民谚: “十年不剿则民无地，二十年不剿则地无民。”〔28〕二是原先受土司管辖的蛮夷成为国家编户，虽然摆脱土司的欺压，但随后套上赋税征收的枷锁，难免心生怨恨。三是改流之后，蛮夷常受“汉奸”( 指欺骗蛮夷的奸商、讼棍等汉人) 与不法官吏的侵害。改流后流窜于蛮夷地区的“乱民”，经过官府的清理、整顿逐渐趋于安定。清人称: “俗谓之变苗，实则乱民也。苗中自道光七年清查苗寨后，明立科条，此辈方知裹足。”〔29〕
令朝廷棘手的是汉人中的少数奸商、流氓和讼棍，他们游走村寨交易时欺负蛮夷; 或设局套取蛮夷的田地等资产，一些人还挑动纷争甚至煽动造反，致使蛮夷地区动乱不止。清廷称这部分人为“汉奸”。乾隆十三年( 1748) 七月，云贵总督张允随奏疏说: “亲见从前苗猓之变，多由兵役欺凌，汉奸教诱，遂致铤而走险。”〔30〕对潜入蛮夷地区的“汉奸”，清朝采取严密防范及从严惩处的对策。雍正五年( 1727) ，云贵总督鄂尔泰奏准张贴告示，凡苗夷聚居之地，“夷民毋得容留汉民，汉民毋得撞入”。若擒获有违法之举的“川贩汉奸”，官府予以奖励或记功。〔31〕乾隆十五年( 1750) ，清廷再次颁令严禁军士进入蛮夷村寨，严查汉奸、流棍煽惑诈骗，违者从重治罪; 官吏若纵容失察，亦分别参处。〔32〕但此类事件以后仍屡有发生。乾隆二十年( 1755) 十月，云南巡抚郭一裕奏疏称: 云南近数十年来“沐浴圣化”，蛮倮或耕或牧，颇有太古风气，“因其性愚而直，汉人中之狡黠者，每每从而欺之，伊等俯首帖服，不敢与较。”至今此风未尽革，为当整饬之急务。〔33〕此类规定虽有隔绝蛮夷与汉民往来的消极作用，但也减少了蛮夷受“汉奸”欺压的情形。清代后期形势发生变化，同时不许汉人与蛮夷交往的禁令弊端不少，清廷遂废除先前的规定，乾隆二十六年( 1761) ，清廷正式废除禁止汉苗通婚的法令。〔34〕
四
“以夷治夷”是中原王朝蛮夷观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夷治夷”指利用蛮夷的矛盾使之相攻，中原王朝从中渔利。“以夷治夷”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原王朝对“以夷治夷”的认识及实践，在2000 余年间经历了由浅入深的发展阶段。
中原王朝很早便认识到“以夷治夷”的重要性。唐朝大臣卢鱸说: “臣闻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长算。”〔35〕但元代以前历朝施行“以夷治夷”少有成功的情形，原因是历朝的“以夷治夷”，施行的对象主要是北方的游牧势力，做法多是中原王朝设法利用各游牧部落之间的矛盾，使之离心相攻。草原地区形势复杂多变，旁观者很难操纵时局的变化。另一方面，北方游牧势力崛起颇为快捷，而衰落也同样迅速，北方草原的游牧势力曾走马灯式的更替。中原王朝支持的某一游牧部落，有可能在敌方衰落后迅速转变为支持者的对头。如南宋先后与金、蒙古联手对付宿敌，其后反而造就新的对手。在南部边陲如日南郡，汉朝也企望以金帛招募蛮夷“使自相攻”，有能反间斩获头领首级者，许以封侯列土之赏，但成效亦微。〔36〕中原王朝抑或吸收蛮夷入军伍，所招募蛮夷多组成正式军队或充雇佣兵，因成本甚高等原因难以持久。同时未见组成边疆土军并成为基本制度的记载。总体上来看，元以前的中原王朝，应对边疆蛮夷缺乏行之有效的策略，尤其是寄托很大希望的“以夷治夷”，实践效果并不明显。
蒙元占据大理国旧地，初期推行传统的万户制度。由于效果不佳，乃沿用委降附者继任原职的方式，并借鉴南宋在广西设土官的经验，在云南等地首创土官制度获得成功。明朝完善土官制度形成更高层次的土司制度，将之推行到与西南边疆情形类似的其他蛮夷地区。清朝通过改土归流对土司制度进行改革。吕思勉充分肯定清朝治理南方蛮夷的成效: “清朝用兵域外，虽不得利，然其在湘西、云、贵、四川各省，则颇能竟前代所未竟之功。”〔37〕
土司制度下的“以夷治夷”与前代不同。中原王朝支持蛮夷的方式，也由原来的公开为某些政治势力撑腰，改变为以官职的授予及官职承继为诱饵，驱使蛮夷为之尽忠奔走。土官制度的成功施行，终于实现历朝梦寐以求的“以夷治夷”。清代云贵总督蔡毓荣说: 朝廷为实现“以夷治夷”，不惜授蛮夷以官职，使之假朝廷之名器，以慑部落而长子孙，但其职武不过宣抚、宣慰司，文不过同知、知府，均听流官节制无敢抗衡，因此“安于并生而不为大患”〔38〕。土司地区建立的土军既属于国家军队，亦可接受调遣镇压蛮夷的反叛，同样达到朝廷“以夷治夷”的目的。另一方面，土官制度的普遍推行，也造成土官易于坐大、朝廷或难以置喙的情形，这是以夷治夷“双刃剑”的另外一面。
在北部草原地区，由于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与南方相异，牧民与特定范围的土地、山林、水源等自然资源，基本上不存在世代相传的依赖关系，也少见基于牢固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复杂社会关系。因此，元廷在北方草原类型地区无法推行土司制度，只能沿用传统的万户制度。清朝在北部草原实行盟旗制度，在新疆的沙漠绿洲地区实行伯克制度，在青藏高原施行金瓶掣签制度，这三种制度均源于蒙元的万户制度。盟旗等制度虽亦重视各盟旗对土地的占有及分配，但仍以控制夷狄的人口为主; 同时盟旗官长职位世袭的情形较少。出自上述原因，朝廷在北部边疆实行“以夷治夷”的效果并不明显。
清末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中国面临被瓜分的严重危机。在国家存亡多事之秋，清朝统治者又拿起“以夷治夷”的武器。辛酉政变后清朝的对外政策发生变化。政治方面由中外对立转变为“中外同心”，经济方面由坚决排外改变为热衷洋务。军事上清朝放弃原先拒绝洋兵的做法，提出“借师助剿”的口号。〔39〕西方列强对清朝的转变表示欢迎，因可借此实现利益分沾、避免中国被某一列强独占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朝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展开新一轮的“以夷治夷”。清朝施用于西方列强的“以夷治夷”，虽也取得一些效果，但终无法挽救清朝大厦的倾覆。
五、结语
综上所述，受所面临形势以及统治者应对思维等的影响，元明清三朝的蛮夷观，较此前中原王朝的蛮夷观发生了明显改变。同时，元明清三朝蛮夷观的内容、特征和相应实践，又各有自己的特点。总体上来看，元明清三朝对待蛮夷的态度，从此前中原王朝明显的歧视与疏远，改变为相对的亲近、信任与合作，并通过实行土司制度及适时改革得以体现。以此为基础，元明清三朝对南方蛮夷进行较全面和深入的统治，并积极兴办儒学教育，增强了边疆各族的文化素质，培养了他们的国家意识与爱国观念。因此，元明清三朝的蛮夷观，较此前中原王朝的蛮夷观较为开明和进步，元明清三朝治理边疆和蛮夷地区的思想与实践，较前代也取得更明显的成就，影响极为广泛和深远。
〔参考文献〕
.net.cn/info.asp?column_id=11341
https://zh.wiktionary.org/zh-hans/夷
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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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汉字
夷
字形拆解／相关派生汉字
商代文字 西周文字 战国文字 《说文》
（汉代） 甲骨文 金文 楚系简帛 小篆 
参考
编码
“夷”的Unihan数据
汉语
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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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
读音
上古音（白一平-沙加尔系统，2011年）
释义
- 意同“人”，无任何贱视之意。
- 从秦汉开始，“夷”用来指东方外族外国，如夫馀、三韩、倭等等。
- 消灭。
组词
见：
附录:汉语词汇索引/夷
日语
夷
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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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
读音
朝鲜语
夷
读音
音读 이 (i)
越南语
夷
读音
异体字
㹫侇跠恞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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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ranslate.google.com/#view=home&op=translate&sl=auto&tl=en&text=夷
Translations of
夷
noun
Frequency
barbarian
野蛮人, 夷, 蛮
adjective
safe
安全, 安, 稳妥, 稳当, 泰, 夷
smooth
光滑, 平滑, 平稳, 平整, 滑, 夷
verb
raze
夷, 抹去, 隳, 残, 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