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tchat 李顕竜は病気です

[Protector Cromwell]

烂鸟龙的主流媒体简直就是到了可以让我们冲下马桶的可怜水平了……大家可以看看下面这张页面截图，不难发现猪媒体居然可以在没有审查文章内容的情况之下随意让一个毫无廉耻、当面撒谎的王八蛋所说的谎话刊登出来！！！

 

[Protector Cromwell]

这种水平的主流媒体，叫我们怎么相信报导的真实性？

 

[Protector Cromwell]

以新国疆域之小，愚民居然如此之多，乃是多年以来老李洗脑计划所造之孽所致！

 

[Protector Cromwell]

烂鸟龙的主流媒体在几天前散布错误荒谬的资讯至今还未纠正或者为此道歉，请问这是哪门子的道理？它们是否要把我国主流媒体的可信度降到比北朝鲜还要低下的水平才甘愿？

 

[Protector Cromwell]

烂鸟龙，你这个臭屄的无德政权简直就是无药可救了！无法骗得到一个数量的大人前来出席死黑肥猪的葬礼，居然下贱到利用师长诱骗小孩子们向死肥黑猪的遗骸来个五体投地的跪拜，卑鄙无耻下流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了！

 

[Protector Cromwell]

不要把我们的国家降格到北朝鲜的水平，拜托！烂鸟龙，你的领导能力有很大的问题，希望你能够顾全大局知道进退机宜，不然千秀秋万代难逃史笔记载你祸国殃民的史实，届时你的家人也会因你的问题蒙羞！

 

[Protector Cromwell]

昏君不死，国无宁日！孽龙在世，百姓遭殃！祈求上苍，早日开恩，解救苍生，铲除昏君！

 

[Protector Cromwell]

全国70%肯定是狗娘养的臭屄！烂鸟龙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痴！

 

[Protector Cromwell]

烂鸟龙想要显示自己很 “hip hop” 很 “in”，居然和牠的男人老婆去植物园玩什么宝可梦，真正是一个败家子、臭屄、昏君！

 

[Protector Cromwell]

自拍成狂、硬充内行乱搞外交惹祸上身，现在又玩“宝可梦”丧志，好一个病假松懈身心！

 

[Protector Cromwell]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561504

真是他妈的无能臭屄！在这个烂鸟龙的没水准的领导下，Sinkapooreans 的工作时间愈来愈冗长，就连本来是意在解决问题的会议不仅无法达致初衷，反而变得拖沓费时枯燥......

 

[Protector Cromwell]

烂鸟龙，在此告诫一句：“欲想非分之福，必有非分之祸！”，既然知道自己无德无才，就不应该硬占高位，而是另请高明、自行引退。如果硬要做自己能力不能及之事，不仅自己将来大祸临头，家人也许会难以幸免……

 

[Protector Crom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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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所在多见

── 伍 依 ──

　　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尽心上》）

　　北宋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遭到反对派谏官高若纳的诽谤，他在《与高司谏书》中斥责高氏：“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

　　2016年8月22日纳丹呜呼哀哉了，政府首长，行动党大佬，各界社会名流，还有沾沾自喜一心攀攀附权贵的文人，一时间，歌功颂德之词铺天盖地，“伟大的新加坡之子”(李光耀是“建国之父”）“高尚爱国精神”“纳丹先生是一位德才兼备的人”“大爱、无私”等等，纳丹成为一个天上没有，地上无双的完人，道德楷模，励志模范。

　　李显龙当天在面簿说：“纳丹先生的奋斗史对所有人都深具启发性。他留下的故事，是一名男孩如何克服人生逆境取得成功，为社会做出贡献。”

　　李显龙致悼词说：“即使冒生命危险和做出牺牲，他总是尽全力为新加坡付出。不管是什么任务，他都会在需要时挺身而出，国家绝对可以信赖他的忠诚和奉献精神。”就如联合早报的大标题“他把一生中最美好时光奉献给国家”！

　　上网查看纳丹的履历，“1924年7月3日出生于新加坡。1954年毕业于马来亚大学（即后来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系”。从1924年到1954年整30年时间竟是一片空白。人们不禁要问：这30年纳丹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为什么不公开告诉国人？

　　原来日本军队在1941年12月8日凌晨入侵马来亚时，纳丹17岁，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为止的一段时期，就加入日本警察部门，在战火中“冒生命危险和做出牺牲”，参与对付马来亚人民的抗日活动了(难怪唯独日本首相安倍前来吊唁)。这样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纳丹还堂而皇之地写进自己的回忆录里，不知道是不知羞耻呢，还是真有勇气？

　　日本投降后，英国人无耻地卷土重来（又是一个无耻！），1955年纳丹转而投入英国人的怀抱，“他总是尽全力为新加坡付出。不管是什么任务，他都会在需要时挺身而出，国家绝对可以信赖他的忠诚和奉献精神”，成了英国人镇压反殖运动包括创党初期的行动党人的帮凶。报道说纳丹投身公共服务65年。纳丹2011年卸任总统，65年倒溯就是1945年。原来纳丹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工作了整整20年！在这20年中，多少反殖人士被关押在监狱中？

　　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人民行动党上台，纳丹再一次转向，依附于行动党政权；1965年新加坡被吉隆坡政权踢出马来西亚联邦得以独立，1971年成了人民行动党的情报局长，多少行动党的对手在纳丹主持下成了阶下囚！这时纳丹35岁。

　　从17岁到35岁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纳丹把最美好的时光贡献给了日本法西斯、英国殖民主义者和人民行动党。就如李显龙说的“很多时候不仅是见证者，也是事件中的主角”、“重要且身居影响力的的角色”，也就是联合早报的大标题“他把一生中最美好时光奉献给国家”总结性标题！

　　补充了这个一段空白，让人感觉到的就是无耻！不仅被赞者无耻，赞颂者更是无耻！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还说“就如你教导我们和你以身作则的那样”“感谢他启迪我们新加坡年轻新加坡人”，要学习纳丹三易其主、“启迪”“新加坡年轻新加坡人”有奶便是娘乎？攀附权贵的文人也不甘寂寞，接到纳丹的信也“受宠若惊”，历史上无耻程度倒是无有能望其项背的。唐代诗人韩翃的章台柳有句“怀疑试探，小肚鸡肠，软弱无能，还要披上爱的外衣，真是无耻至极。”可以注脚。

　　看过《三国演义》的读者，特别是看过《三国演义》电视剧的人应该印象深刻，作者罗贯中借诸葛亮之口揭露身为大汉旧臣却甘心辅佐曹魏的王朗的无耻行径，以此表达作者“扬刘抑曹”的政治主张。王朗虽则无耻，但听了诸葛亮的詈骂之后，即刻便“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由此可见，王朗的羞耻之心尚未完全泯灭，比之后世那些天天被骂而怡然自得厚颜苟活的“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就不知强了多少倍了。犹大还知道“羞愧难当，踉踉跄跄地跑出去，在一棵大树下吊死了。” （《马太福音》）而小红点的庙堂之上的达官贵人呢？

　　按照人们的常识：当了婊子就不能够立牌坊，立牌坊与当婊子之间是一种互不兼容的关系。要是作为婊子的牌坊来构筑，那就很让人恶心了，立了一个“反共纪念标志”仍觉不够，现在还要公然为三易其主不忠不义之徒高唱颂歌，真是“叔叔可以忍，婶子也不可以忍”呢（孰可忍不可忍）。

　　一次无耻，次次无耻，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嗜耻成癖，那就万劫不复，无可救药了。 　　

　　就写到这里吧。

 

[Protector Crom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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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的把戏

── 商丘羊 ──

　　自古以来，最善于玩弄把戏的莫过于封建帝王，他们为了迷惑人心，博取同情，什么花招都想得出，信手拈来，比比皆是。汉高祖为了与项羽争天下，竟然说出：“我的老爸就是你的老爸，杀了我的老爸，请分给我一杯羹。”唐太宗为了消灭蝗灾，可以当众表演吃油炸蝗虫。梁武帝为了敛财，几度舍身佛寺，让下属替他赎身。宋太祖抢了孤儿寡妇的江山，假惺惺不想要黄袍加身。明太祖当上皇帝，下令天下尼姑与和尚匹配还俗。清圣祖晚年，摆设千叟宴以示自己恩泽天下。至于当众挠腮抓鼻，痛哭流泪，装模作样，那就数之不清了。其实，说穿了就是要达到政治目的，为自己的子孙后代铺平道路。

　　到了现代社会，政治人物还在表演这类把戏，例如假装下野，以退为进；退居幕后，操纵幕前；传位儿子，拉长脸皮；装病扮苦，试探民情；赖皮苟延，不肯下台；亵渎民意，专制霸政……

　　几天前，李显龙在国庆演讲中忽感不适，演讲中断，休息了1小时20分钟后继续演讲，相信李显龙真的是因为血管迷走性反应产生的暂时性不适，但是他在休息后出来的闪亮台词：“下次大选我们将会巩固领导团队，而在下次大选后不久，我的接班人必须准备好接棒。”显得真言流露，可圈可点。

　　所谓“下次大选”应该是2021年，要“巩固领导团队”是否现在的团队不巩固？其中令人感兴趣的是“我的接班人”。谁会是他的接班人？根据李光耀的安排，毫无疑问，此人就是李显龙儿子李鸿毅。李显龙曾经说过，他只要担任总理职位到70岁，2021年他就是70岁。当年李光耀70岁时想让李显龙接任，无奈吴作栋占住位子不放，李显龙只能枯等。如今在他的儿子前头没有阻碍，大可根据乃父的交棒年龄，放心去干。可以预测，今后只要出现补选，李鸿毅很有可能立刻现身政坛，等到下次大选过后，就会火箭式提拔他为第四任总理。

　　家天下是封建头脑中无法剔除的残余，利之所在，身家性命，没有直系亲属的保护，下台后毫无保障，因此冒天下之大不讳也在所不惜。传位之前，却必须搞一些天祚神授的花样，古人是借助天降甘露、三穗麦现、白鹿献瑞……今人直接用言语表达，例如：如果不是我的儿子，早已坐上位子；这是他靠自己的能力等等。请大家牢记“我的接班人”这句话，蒋介石、金日成，不是早就给了你明确的答案吗！

 

[Protector Cromwell]

新加坡的恐怖主义威胁

── 商丘羊 ──

　　李显龙在2016国庆日献词中，把恐怖主义放在今后挑战的第一位，说明了恐怖主义是新加坡的真正威胁。最近印尼的几个激进分子想从峇淡岛发射土制火箭弹攻击新加坡，被印尼政府破获。紧接着，印尼峇厘岛召开国际防恐大会，新加坡内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连忙出席参加，并呼吁各国加强情报交换。

　　说穿了，所谓恐怖主义是政治力量假借宗教外衣进行政治目的行为。利用宗教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对方是另一种宗教信仰，那么效果就会更大。最近北苏门答腊穆斯林对佛教寺院的破坏，缅甸罗兴亚穆斯林遭到屠杀，教堂遭到焚毁，都是典型的利用宗教达到政治目的。由于政治势力对国家统治构成威胁，因此所在国不免严加应付，出现了打恐、反恐的各种措施。当然，假借宗教外衣还可以括敛钱财，那是另一种目的。

　　宗教信仰进入痴迷状态，教徒的行为会近乎疯狂，尤其是把不同的宗教信仰视为仇敌，做出种种非理性的行为。远的不说，新加坡不是也出现过回教堂大门被人挂上猪头吗？回教堂不是曾经被人喷涂谩骂语言吗？组屋区内的香烛店不是曾经一而再被人放火焚烧吗？说远一点，中国历史上几次灭佛运动都是以道教作为依据而进行，表面上看似帝王的个人宗教行为，实际上是政治行为。

　　1963-1965年，印尼苏卡诺政府因不满美英主导的马来西亚成立，与马来西亚进行对抗，印尼军方更派遣特工潜入马来西亚（包括新加坡），安置炸弹破坏。1965年，印尼发生九卅政变，苏哈多软禁了苏卡诺，下令各地组织行刑队，在国内展开屠杀印共和华人的血腥行动，总共屠杀了50万人（一说80万人），其中30万是华人。苏卡诺政府垮台后，马印对抗并未停止，说明派遣特工行动是军方主导的。

　　印尼特工在新加坡和马来半岛上的活动难以展开，主要的原因是行动仓促进行，缺乏联络点，缺乏内应，由于不熟悉地理环境，特工的饮食和休息都成问题，所以很快就纷纷落网。1968年10月17日，李光耀在英国人撑腰之下，处死两个印尼特工，Osman Haji Mohammed 和 Harun Said。此举引起苏哈多极度不满，1973年李光耀访问印尼，苏哈多坚持要他到雅加达南郊的卡利巴塔英雄公墓(Taman Makam Palawan Kalibata) 向被处死的两个印尼特工献花赔罪，李光耀照办。这件事情一方面说明印尼对新加坡的强大威胁，另一方面说明李光耀的软弱胆怯，新加坡毕竟只是一个小红点。

　　今天，有许多人认为当年印尼派遣特工是恐怖主义，实际上性质与恐怖主义无关，而是政治上的冲突。当时印尼特工在新加坡总共进行了40余次行动，但都是微不足道，除了麦唐纳大厦爆炸较为严重，其余都不足为患。可是在印尼特工进行破坏时期，新加坡人民表现得若无其事，丝毫也不关心。这是一种殖民地留下来的处事心态，不要与官方有任何的联系。时至今日，这种心态依然存在，只要看看新加坡政府声嘶力竭高喊反恐、防恐，民间丝毫没有动静，因为这是政府的事情，最好不要自找麻烦。倘若真的有一天，恐怖分子来到新加坡制造麻烦，隔岸观火的新加坡人一定占大多数。

　　2014年2月，印尼利用被处死的两个特工名字为两艘战舰命名，一艘称 Osman，一艘叫 Harun，新加坡表示对此关心，但也无可奈何。这两艘战舰，现在经常在新加坡外海巡弋，像两个幽灵凝望着新加坡，此事说明印尼军方仍不忘记被处死的两个海军陆战队员，而处死他们的就是新加坡。我们可以作这样的预测，假如美国与俄罗斯在欧洲发生冲突，或者中东局势突然变化，美国不得不撤出亚洲，或者新一届美国政府彻底否定了亚洲再平衡政策，新加坡无法再得到美国的庇护，那时候印尼的压力立刻提升成为首要麻烦。请别忘了，新加坡北部还有一个马来西亚，当它的政局稳定下来时，也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新加坡。届时新加坡这个美国的“锚”，可能被海水卷到别处去。

　　从目前看，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恐怖主义对这两个政权还有威胁，因此它们与新加坡有着共同需要，在防恐、反恐方面还可以合作。但是有一天，这两个国家的激进组织与政府取得谅解，不再构成威胁时，另一种压力就成为新加坡的正面压力。

　　新加坡四面环海，没有天然屏障，要进入新加坡轻而易举，而其土地面积之小，更是能够产生致命的打击。从印尼的峇淡岛或民丹岛，都可以发射火箭弹，100mm口径的3米长无缝钢管可以制造炮筒发射火箭弹超过20公里，直接击中中央商业区、滨海城南区，以及市中心。从柔佛对岸以普通迫击炮射击，射程3至5公里，可以到达兀兰住宅区、发电厂、大士工业区。无人飞机和水上漂浮水雷，定时炸弹，都可以对新加坡构成威胁。

　　以目前的形势看，印尼和马来西亚还会和新加坡交换情报，然而局势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两个穆斯林国家的宗教发展，新的局面不是新加坡所能够掌握得了的。但是作为极端分子眼中的新加坡，它的亲西方立场，尤其是亲美色彩是永远摆脱不了。最近新加坡还打算派遣医疗队到中东地区对付伊斯兰国组织，在极端分子眼中，新加坡就是一个必须予以打击的顽固对象，所以新加坡的恐怖主义威胁是无日无之。目前的情况是内紧外松，新加坡政府采取的是守势，这是十分被动的处境。

　　西方国家对于恐怖主义分子无可奈何的一个要点就是他们的视死如归的精神，无论是集体攻击或是独狼行动，都是防不胜防，没有有效的防患办法，高科技的监控录像对他们是形同虚设。根据欧洲被袭的记录，一般上独狼都是本土产生，而集体攻击则是外来行动。新加坡方圆710平方公里，只要一两宗袭击事件，立马造成严重后果，混乱与恐慌不在话下。长期的家长制统治，早已使人心麻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假如真有那么一天，就不知道黄根成所说的“内政群英”是否应付得了？小印度骚乱时，长年不用的镇暴车竟然死火，发动了好久才开动，这是一个警讯，没有永远不变的警惕！一旦在机场、购物中心、地铁等发生攻击事件，事后开追悼会、开调查庭，都是亡羊补牢，马后放炮，为时晚矣！

　　周围的极端组织已经对新加坡形成包围之势，在国内抓几个自我激化的同情者作用不大，也只能制造人心浮动的反效果，宗教是酝酿极端思想的温床，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那些早已训练有素的真正恐怖分子，正在周围虎视眈眈，随时进入本岛大干一番，这才是真正的威胁！从疏导宗教走上正轨，教育民众促进民族关系，放弃刺激极端思想的言论，提高防患意识才是正确处理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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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尊者讳与为鄙者讳

── 商丘羊 ──

　　为尊者讳是古人谈论尊者时避讳其姓名字号，采取相关的替代文字。后世演变为凡是尊者的一切不良行为，恶劣行径，为之掩盖隐藏。常人眼中只见尊者，为之避讳，但是世界上尊者毕竟不多，而鄙者比比皆是。有没有为鄙者讳？有的，因为鄙者不明显，为之讳者三言两语掩盖过去，人们也不去追究，于是鄙者得到了讳，效果如同尊者。

　　什么是鄙者？出卖同志朋友，投书告密，换取利益的人。新加坡这个小岛，鄙者特别多，这也许是岛小人多，求生不易吧。英国人统治时期，收买了许多鄙者，安插在各个学校、团体中，负责收集情报。五十年代，为了抵制征兵法令，许多华校生集体回国。每当汽笛一响，轮船解缆离岸，船上的学生立刻行动起来，放电影、搞文娱、开座谈、交心得，十分热闹。然而，英国人并不放松，派遣一些鄙者混在学生当中，记录学生的言行，注意谁是领导者、谁是组织者，再回来报告。当时的轮船目的地是香港或是汕头，这些鄙者抵岸后，又乘原船回来。

　　也许你会问，他们有什么好处。很简单，除了现款奖金，还承诺给予工作。这些鄙者，有不少出自学校、团体，也就是叛变原先的组织和信仰。也许你又会问，他们是否有把柄控制在在英国人手中。这当然会有，不过不能当成叛变的理由。在茫茫大海中，那些鄙者还想从回国的学生身上揩点油水，十足是一条道走到黑。于是轮船到了大海，这些早已被学生发现的鄙者，通通被抛入大海。日本人占领新加坡时，爱同校友会负责人叶金钟被鄙者出卖，在特高课宪兵部受尽折磨，后来转往麻坡监狱，病死狱中。战后，鄙者被叶金钟战友从单边街四楼抛下。

　　日本人占领新加坡三年八个月，收买了许多鄙者，有汉奸，有印奸，有马奸，还有混种奸。这些奸人自愿替日本人工作，或充当线人，为虎作伥，出卖周围的朋友。战后由于英国人迅速回来，由于他们出卖的不是英国人，加上本地没有惩处他们的力量，所以这些奸人个个逍遥法外，甚至获得高官厚禄，直至今日。

　　五十年代偶有发生叛徒被镇压事件，惊慌的是殖民主义者。另有一些与殖民主义者关系密切的人物遭到警告，例如新加坡华文学校提学司李芝华遭枪击，南洋女中学长刘韵仙被泼镪水，虽然不在尊者和鄙者之内，但也相去不远。

　　其实尊者和鄙者之间的人格并无差异，你说贾似道、石敬瑭、秦桧、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这些尊者的人格和鄙者有何差异？出卖国家，出卖民族，其罪过的意义与鄙者相同，但又比鄙者严重。替日本人当翻译，当电报员，当巡街小队长，当情报员……是不是鄙者？

　　当我还在念中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鄙者，在套近乎中他逐渐失去警惕性，向我抖露自己的任务。此人家境贫穷，成绩奇差，但是却被当局安排进入大学。其工作不是读书，而是跟踪、偷听、记名、参加校内各种活动，注意团体中的活跃分子，注意外来教职员的言行，随时与上线联络。他透露各系都有十几个与他相同身份的学生，有些深藏不露，有男有女，但是工作性质却都是一样。问他有什么好处，回答是承诺毕业后提供工作，极其可笑的是，他每月只领取津贴区区60元。他的上线看出他的弱点，经常带他上酒吧汇报，顺便让他接触吧女，将他麻醉控制。这已经不是殖民地时代，咱们的鄙者，够鄙了吧，是否还要替他们讳呢？

　　总而言之，鄙者是没有人格可言，无论他曾经是尊者，最后还是沦为鄙者。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仅仅数小时，立刻叛变，天一亮就带着特务到处抓人，差点完全破坏了上海地下组织。鄙者的可怕与可恶，没有情有可原的讨论余地。张国焘叛变后加入军统，尽自己所知倾囊相告，何等没有人格！

　　咱们的鄙者呢，散落在社会各个角落，也许还在活动，也许进入睡眠状态，但有一点，据说永远摆脱不了控制。当然，人活着还得活动，于是能绘画的、懂书法的、会唱歌的、擅下棋的……无不振衣束冠，粉墨登场，成家成名。运气好的，能有一官半职，或甚至日子久了，逐渐伸出头来，就叫着崭露头角吧！有点墨水的，可以舞文弄墨，找个兴趣的方向，例如研究文学，研究历史，成为文学家或历史学家，谦虚点就叫着文史工作者。或者进入报馆写些文章，发表伟论，变成资深撰稿人。或者混进大专院校当个培训课程讲师，自封国际学者。久而久之，融入社会，谁也记不得他是鄙者了。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是鄙者，而且还会无理力争，甚至脸红耳赤也不为羞愧，其原因就是有地自容，而此时此地，真正可以为鄙者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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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回忆录》解读之一

── 伍 依 ──

　　李光耀归西一周年，官方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不主办纪念活动，由民间举办。于是媒体紧密配合，几天来长篇幅报道，又一轮造神运动开始了，把李光耀吹捧为道德典范。纵观李光耀的一生，说了许多话，也做了许多事，要一一辑录下来，恐怕要写出一本厚如砖头的专著，正不知从何说起，恰好阅读到联合早报头版头条《基层与民间团体发起逾百项纪念活动追思李光耀》，使我忽然想到，李光耀的一生与日本军国主义、英国殖民主义、马来亚共产党、新加坡左翼纠缠在一起，言为心声、文如其人，就以《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一书从这几方面来议论李光耀的言与行，应该忒有意思，也绝对有意义。

　　李光耀诞生于1923年9月16日。日寇侵占新加坡是1942年2月15日，李光耀此时19岁，“志愿加入医疗辅助服务队莱佛士学院分队”，开始“我时常坐在走廊的围栏上，眺望夜空和那一道道搜寻敌机踪迹的探照光束。”后来“我在武吉知马村第一次救护和收殓伤亡者。”“我值完班跑去看电影”，第一次看到日本兵，“我呆了几秒钟，才想到他们原来就是日本兵，顿时汗毛直竖……由于日本军队从1937年起在中国干下的种种暴行令人发指，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他们在这里重演奸淫掳掠的暴行。”知道“其实日本人自己也四处抢劫。最初几天，无论谁在街上行走，身上的钢笔和手表都会被日本兵夺走。日本兵也以搜查为名，进入屋内，趁机拿走那些可以藏在身上的小物件。起初，他们也把最好的脚踏车推走，不过，几个星期后就不要了。”也第一次尝到了日本兵的本色，“接着他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并推我跪下，用穿着靴子的右脚猛踢我的胸部，把我踢倒。”明白“还有许多人因为不懂日本人的规矩，走到十字路口或桥头时没向日本哨兵鞠躬，就被罚在烈日下跪上几个小时，两手还得在头上托着一块大石头，直到撑不住倒在地上为止。”“我开始了解，惨无人道是日本军事制度的一部分”。

　　写到大检证时，李光耀这样描述：“他们下车后，被绑在一起，日本兵强迫他们走向海面。当他们往海面走时，日本兵便用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为了确定他们已经死亡，日本兵还用脚踢、用刺刀戳每一具尸体，以及采用其他残暴的手段。他们不打算埋葬尸体，任由海水把海滩上的尸体冲上冲下，听其腐烂。几个奇迹般逃出的人，向人们描述了他们逃出鬼门关的惊心动魄的经过。”“我这一代人亲眼看过日本兵的本色，不会忘记他们在作战时对死亡所抱的近乎毫无人性的态度。”

　　而李光耀自己却“我在忠祜的小房间里度过一夜，便决定到出口处，接受检证后出去，可是值勤的日本兵挥手要我同一群华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觉得不对劲，于是要求日本兵准许我回到估俚间收拾我留在忠祜房间里的东西。日本兵答应了。我回到忠祜的小房间，又躲了一天半，才试着从同一个检查站出去……”真是天皇护佑，就这么在穷凶极恶的鬼子眼前，神奇般地逃过了大检证的鬼门关！俗语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还真他妈的灵验。

　　在日本统治下，“祖父的朋友下田给我在这个日本人当道的新世界里，安插了一份工作。”“我在下田公司担任书记，日常工作是誊写内部文件，同时负责跟其他日本公司通信联系。”“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闻》上看到日本‘报道部’(即日本新闻或宣传部)刊登的一则征聘广告，要聘请几个英文编辑。当时‘报道部’设在国泰大厦。我前往应征，……总算找到一个英语能派上用场的地方了。我的职务是处理同盟国通讯社发出的电讯，包括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电讯。它们是用莫尔斯电码发出的，由马来族无线电操作员负责接收。”“我从1943年末开始工作，到1944年底为止，前后工作了大约15个月。”“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处理西方的新闻报道。”

　　当时，有一些名流，在枪口下被迫为日本法西斯服务，缴纳“奉纳金”，情有可原，而李光耀却自愿加入“满身发出恶臭”“杀害了5到10万名无辜的新加坡青年”“数以百计的人曾在新加坡日本宪兵部被扣留和拷问，有一些是我的朋友。林金山就是一个”的法西斯团队，助纣为虐，按照当时民间的说法，已经是汉奸行为了。

　　与此同时，聪明的李光耀还知道“酒如果保存得好，很受搞黑市买卖赚大钱的暴发户和日本军官的欢迎。”于是“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从事黑市买卖”。而早在1942年2月1日成立的星华义勇军团已经在裕廊18英里前线、林厝港19英里前线、武吉知马7英里前线和日寇浴血奋战，死伤惨重。李光耀却能够“新加坡攻防战开始了。就在日子越来越暗淡的时候，有几次我值完班跑去看电影，好让自己在看电影的两三个小时中暂时忘记一切，同时把渺茫的前途抛在脑后。”受中华传统教育的人都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李光耀在民族存亡的时刻，却出奇的麻木，诡异的冷漠。在《李光耀回忆录》中，为保卫家园惊天地泣鬼神的星华义勇军不见踪影。

　　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李光耀从盟军发布的战报里早于一般人知道日寇即将战败，“我觉得最好趁局势还很平静的时候离开新加坡。我可以向报道部辞职，没有人会怀疑我的动机。于是，我请几天假，北上马来亚。我到槟城和金马仑高原实地探查，要了解哪一个地方比较安全。”李光耀自己不打自招地说“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结果是许多汉奸走狗消失无踪，不是躲藏起来，就是逃到马来亚内地和南部的廖内群岛去了”，他自己不也逃“到金马仑高原”躲避清算去了吗？

　　日本投降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来了，再也不受日本人的欺压了，人们夹道欢迎。李光耀不知从何知道“他们把许多武器暗藏起来，准备将来使用”，却看不到“人民抗日军便没收日军仓库的白米，交给马共党部处理，党部便把白米煮成米粥免费分派给群众。每天都要煮数十大锅的米粥来分派，来领米粥的人要自备碗碟。”

　　“当时，怡保有一个地区的一批民众在挨饿，许多人遭受疾病的折磨。我们便联合一些群众前去把那些不幸的人带到马共党部，分派米粥给他们，生病的人则由抗日军给予医治。”（《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回忆录》）李光耀只看到“整个新加坡是抗日集团的天下。他们用私刑对付日军的内线、爪牙以及那些曾经残酷迫害他人的人和嫌疑分子，殴打他们，虐待他们，甚至杀害他们。我还记得当时在维多利亚街和华厦两处家里，曾听到有人光天化日下在小巷子里被人追逐逃命发出的脚步声，听到拳打脚踢声，听到中刀丧命的凄厉喊叫声。”还说“解放并未为人们带来期待已久的惩恶劝善。老账不可能算得清清楚楚，要公平合理需要文件证明和深入调查。单靠原有的人力物力而要把所有战犯都绳之以法，是不可能的事。无论是日本战犯还是本地战犯，人数太多了。他们少数受到惩罚，多数却逍遥法外。”李光耀不就是“逍遥法外”其中一个吗？为什么李光耀在“1946年，我开始策划如何离开新加坡”，是不是“作为学生，我们心里所想的不是关于战争的问题，而是想着在新加坡如果有人到日本商店光顾，那些抵制日货的华族爱国分子可能会把他的耳朵割掉”？“到日本商店光顾”就会被割掉耳朵，那么，为日寇工作的李光耀恐怕就不是被割掉耳朵这么简单的了。写到这里，想到傅树介医生所著《生活在欺瞒的年代》中的一段插曲：“我到他家，在讨论时，他夫人叫他听电话。他到回来时，脸色苍白如纸。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回答说，共产党人刚刚在附近枪击一个人。我狐疑是谁打来的电话，他为何这么震惊。”从1946年就“开始策划如何离开新加坡”到1954年的听到电话“脸色苍白如纸”不免会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

　　“然而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历届日本自民党政府、日本各政党的多数领袖、多数日本学术界人士以及几乎所有日本媒体，都选择闭口不谈这些邪恶行径。他们跟德国人不一样。他们希望随着几代人过去，世人会把这些罪行忘得一干二净，日本当年的所作所为会埋在尘封的记录里。但是，当他们拒绝向中国和韩国这些邻国承认这些行径，拒绝向菲律宾和新加坡这两个蒙受苦难最深重的东南亚国家承认这些行径时，人们不能不担心他们可能会重蹈覆辙。一直到1992年非自民党政府上台时，才有一位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对日本过去的行径表示毫无保留的道歉。”

　　日寇侵占新加坡时期，李光耀已经是青年。青年是什么？是水嫩的外表，清新的活力与精神。美国作家塞缪尔·厄尔曼说“青春并非年轻岁月，而是一种心态。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情感；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而李光耀的青年却是冷漠的，不仅对保卫新加坡毫无贡献，还为虎作伥，做着黑市生意，对新加坡人民何其冷酷，对照星华义勇军的勇士们，李光耀的青年时代是不光彩的，丧失了民族气节。这就是为什么不给星华义勇军建立纪念碑的根本原因。殖民政府还会为收集情报而牺牲的136部队林谋盛划拨土地建立纪念塔——136部队战后的作为并不光彩，据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的回忆：“当我们正在讨论如何找到更好的办法来制止民族冲突的悲剧恶化的时候，有一个布先的代表突然来报告，他说一批136部队的人已经进入贝廓(Bekor) 和周围地区，煽动马来人反对华人，马来人已经发动进攻，屠杀那里的华人。”“贝廓並没有巴冷刀队，原来所谓的巴冷刀队其实是一批136部队的队员和其他几个人在屠杀华人。据我们发现，这一屠杀事件是英帝蓄意制造的。”——还会为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牺牲的军人建立阵亡纪念碑。世界上所有民族国家，都会为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建立纪念碑，教育后人，让后人永不忘记英雄，唯独新加坡不仅没有这么做，还荒唐地设立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反共纪念标志”，来纪念那些为镇压反抗帝国主义入侵的民族英雄的侵略军及其走狗。世界上哪有一个国家会感谢侵略者？当然，傀儡政权除外。这种现象正如汪精卫感谢日本人，法国维希政府感激希特勒是一个道理。有谁看到，屠杀了自己父母的子女会感谢刽子手？李光耀自称是民族主义者，世上哪有这样的民族主义者？

　　“在抗日战争中，我见证了各种各样和各种立场的人，那些真正能启发我的，都是英勇无畏地把一切甚至生命奉献给祖国的人。我看到，马来民族中只有具有爱国民主精神的真正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另一部分自我吹嘘具有高深的宗教学问的人，却忠实地跟着日本法西斯的指挥棒转。这又意味着什么？而且，维护民族、宗教和祖国是信仰的一部分，难道不是这样吗？(《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回忆录》)李光耀却同日寇一样，咒骂丑化敌视人民抗日军。日寇投降前李光耀像狡猾的狐狸一样仓惶逃逸，何曾听过李光耀为自己助纣为虐的事表示忏悔和向新加坡人民道歉？

 

[Protector Cromwell]

大选一年后都不到，就有这么多个 cock ups 等着烂鸟龙和牠的人渣团队去收拾，相信那天打雷劈的 70% 愚民还是会继续愚蠢下去……

 

[Protector Cromwell]

去年的成绩只不过是因为烂鸟龙幸运，碰上 sg 50 这个对屁党吉祥的年头，以及木子老贼翘辫子，众多国人在既悲且喜的复杂心理交错之下，再包括新愚民和70%愚民的盲目投选，结果让牠侥幸吃胡！

 

[Protector Cromwell]

新加坡面临大考
31/08/16

作者/来源：戴志勇 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

2016年8月21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国庆演说时身体突感不适。休息一个多小时后，李显龙重返演讲台表示：“在下次大选后不久，我的接班人必须准备好接棒。”

不由让人想起李光耀在自己的绝笔书《李光耀观天下》中的忧虑：新加坡已经处在了十字路口。“100年以后，新加坡还存在吗？我实在不敢说。”

领导人交接班，无疑是新加坡面临的一个考验。

新加坡的政制是独具特色的。一手建立起这个花园城市国家的李光耀，提出了“亚洲价值观”，他尊重儒家极端强调治理者德能的传统，强调精英与权威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李显龙也曾强调，治理国家任人唯贤，是新加坡的根本原则之一。

这也让观察者认为，新加坡的治理带有威权主义倾向。但李光耀对欧洲的福利主义非常警惕，虽然政府深度参与市场经济，但也很注重公民自负其责的原则。与很多威权政制所带有的任意性不同，新加坡非常尊重源自英国的法治体系。李光耀认为法治是新加坡取得成功的核心条件：“由立法机构决定法律的措辞，再由独立的法院和法官确定这些字句的含义。国会可以批准任何法律，一旦法律获得通过，如果出现分歧，你不可能回到国会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只有法官才有权力做出解释。

在一定程度上，新加坡选民拥有利用选票改换政府的空间，这给人民行动党持续执政建立了基本的现代认同。在这样的压力下，他们甚至对贪腐采取有罪推定原则，只要官员消费明显超过法定收入，法院就可以将之作为受贿的证据。即使李显龙和李光耀有通过买房获得不恰当利益的嫌疑，也必须受到调查，最后在国会讨论后，消除包括反对党在内的国人的疑虑。

同样重要的是，李光耀真正将人民行动党融入民众之中。李显龙做副总理时，每周也需要亲自接待选民。选区的议员，每次接待40到50个选民，帮助他们解决从小额借款到孩子上学的各种问题。但人民行动党并不标榜自己来自于普通民众，它是精英主义的。

但是，李光耀对这个自己亲手缔造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非常清楚。尽管新加坡早已放弃1970年代大力推行的“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且已开始用各种手段鼓励国民生育，但2010年的生育率只有1.15，远低于2.1的世代替代水平。由此造成的经济动力不足仅是问题之一，新移民引起的族群融合与相关公共政策的挑战，正从根部撬动新加坡的治理。

这种治理挑战，不仅仅是治道层面的政策选择，更是政道层面的制度改变。成为永久居民的移民，将可能成为公民。他们及他们的下一代，与新加坡本土的年轻一代一样，不曾经历过这个国家在一批精英人物领导下创业维艰、由穷变富的历史。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不可能不回应新一代选民的情绪。

然而，李光耀的经验，是自己的国家太袖珍，没有任何资源，不像大国那样有回旋余地。他认为，新加坡需要有来自民众监督与反对党局部胜选的真实压力，却经不起全面党争、政争的“折腾”。

总之，新加坡超低生育率对社会存续能力的挑战，年轻一代选民话语权越来越大，及领导人即将到来的交接棒等信号，汇总起来，意味着新加坡面临一个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