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esting interview given by CSM in Ma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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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籍律師陳碩茂：用人生下半場 打破一黨獨大
因為，五月七日的新加坡國會大選，執政的人民行動黨雖然保住政權，得票率卻從○六年的六成七下滑到六成。總理李顯龍召開閉門會議檢討，指出「執政黨失去年輕選民支持」。也有人指出，流失的票源不只是年輕人，還有中低收入階層。這些選民認為政府太偏袒企業，不願給中低階層更多支援。
這些人支持的，正是取得新加坡史上最多國會席位（六席）、雖敗猶榮的在野黨—工人黨。
而在當選的六席中，最受矚目的新科議員，就是台裔律師陳碩茂。
今年五十歲的的陳碩茂，在台灣出生，十一歲時移民新加坡，高中畢業後出國留學，成為哈佛、牛津、史丹佛等頂尖大學畢業的法學博士，以及美國知名的達維律師事務所（Davis Polk & Wardwell）合夥人，專攻國際金融併購。
去年，他協助中國農民銀行完成史上籌資額最大的海外ＩＰＯ，金額高達二二○億美元，被《美國律師》雜誌選為二○一○年「年度最佳交易律師」（dealmakers of the year）之一。
但是，攀上事業頂端的陳碩茂，卻毅然在今年投入新加坡國會大選，而且拒絕了執政黨的網羅，選擇代表反對黨出征，成為影響李光耀正式交班的關鍵少數。
[FONT=新]「在我這一行（律師）裡，我有機會完成了全世界最大、最複雜、數一數二的項目，不管誰來問我，我已經有得交代，」他告訴《聯合早報》，「人生下半場，應該做一些有其他意義、同樣有挑戰性的事情。」[/FONT][FONT=新]上週，陳碩茂接受《天下雜誌》專訪，說出他與台灣的深厚淵源，也傾吐決定從政的心路歷程。[/FONT][FONT=新]
我們家的祖籍，是台灣屏東縣林邊鄉的一個漁村，我在屏東成長，小學三年級搬到台北，待了兩年。當時念安和路上的立人小學，住在南京東路的武昌新村，每天坐校車上學。我還記得，那時候學校的附近有很多稻田，今天都不一樣了，變成了遠企等大樓。[/FONT][FONT=新]我們的老家一直都在屏東，不過那邊因為抽地下水，地層都下陷，老家的三合院都不能住了。今年清明節，我父母親還回去掃墓，親戚們也都在那裡，表兄弟、表姊妹、堂弟，大家都在，也因這樣，我始終覺得跟台灣感情深厚。[/FONT][FONT=新]前幾年，因為工作上的需要，我還滿常回台灣。台灣企業在發行海外存託憑證（ＧＤＲ、ＡＤＲ）和海外可轉債（ＥＣＢ）時，我們的事務所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FONT][FONT=新]台灣第一個發行的是中鋼，後來還有亞泥。當年我們就代表中鋼，由於是首開先例，過去也沒有法規，政府在制定相關法規時，我們還提供了一些資訊和意見，包括外國通常是怎麼制定的。後來碰上金融改革，遠東、玉山、中國信託、台新這些銀行要做發行的時候，我們都有參與。
[/FONT]
然後是科技業。台灣本來就是科技業最多，可能也最缺錢，就像施振榮先生所講的微笑曲線，如果你位在最下端，利潤最低，就表示花的錢最多，到海外融資的要也最大，因為蓋廠動輒就需要很多錢。
所以，從做設計的威盛、做foundry的台積電、做封裝的日月光、做系統的宏碁、華碩，一直到鴻海，我們都參與過。一路走來，現在台灣企業發行海外債券，已經是家常便飯了。
台灣養了我們家好幾代
幾年前我還想過，台灣這個島，真的養了我們好幾輩的人，至少我們家是這樣，以前我們在這邊捕魚、工作，後來即使我當了美國律師，我的業務還有一大半靠著台灣。
我今年五十歲，就好像踢足球，來到了人生的下半場，自己總會有一些反思，想著該怎麼走，才有意義。我覺得，未來真要能有貢獻、有活力地經營任何一種事業，也就只有十五、 二十年的時間。所以，我從四十幾歲開始就不斷思索，自己到底對社會做了什麼回報、有些什麼貢獻？隨著年紀愈大，這種感覺就愈強烈。
年輕的時候，從讀書到工作，我想的是如何經營律師的業務。做資本市場的律師，服務的對象是企業，企業雖然也是社會的一部份，但他們到底是企業，就是要擴張業務，賺更多的錢，可是我們的社會裡，還有一些比較弱勢的族群，更需要幫助。
我花了不少時間，思考是否要從政，最後才做出決定，在二○○七年踏出第一步，去敲工人黨的大門。工人黨的總部在每個星期一都開放讓民眾參觀，我就先跟值班的黨員接觸、交談，他們再介紹更多黨員給我認識，再透過幾個月、幾年的時間，參加活動，例如，最典型的就是賣工人黨的黨刊，黨員要到新加坡的菜市場、小販中心、咖啡店裡去販賣我們的刊物，這是我們籌資的一大渠道。
再加上各種聚會，透過這些互動，我意識到大家的基本理念類似、大家對於推進民主建設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就更放心，對自己的決定也更有把握。從○七年的第一步，到今年正式參選，著實醞釀了一段時間，這就跟新加坡有名的千層糕一樣，你總要一步一步來嘛。
推動民主，是為了改善民生
不只這樣，從需求面來講，眼前的新加坡，需要更多人挺身加入反對黨，替社會做出貢獻。這最終都是為了改善民生，當然，民主本身也有一定的意義，因為它意味了每個人的尊嚴。
國會裡如果有一個比較強大的反對黨，可以制衡執政黨的話，政府出爐的政策，就會更照顧到人民的需要。
例如，過去五年，對新加坡人日常生活影響最大的政策，可能就是外勞政策。政府為了追求經濟成長，對外打開了大門，除了影響新加坡人的就業和薪水外，也嚴重影響了我們的居住、生活空間、教育和運輸，這是個很重要的政策，但國會裡卻沒有深入的討論。
所以，如果國會裡有比較多的反對黨，那麼，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將會更符合新加坡人的利益。
跟一九八七年的台灣比起來，新加坡民主憲政的條件，還是比較成熟些，我們不需要廢除戒嚴令、允許政治團體成立等，因為那套架構都已經存在，選舉的合法性也被新加坡人所接受，包括反對黨也接受，且願意來參選，他們不是走上街頭，而是走進國會推動改革。
也可以說，我們這套民主機制的「機器」早就從英國引進來，早就在了，問題是需要有人去運作，單單一黨獨大，運作就不如多黨參與國會辯論來得好，所以我認為，需要有更多人投入反對黨的行列。
更何況，加入反對黨的想法，至今還沒被所有的新加坡人接受，年輕人如果想要投身反對黨，家裡的壓力會很大。所以，我也希望藉著這回的參選，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替以後的人鋪路，讓他們這條路走得平坦些。
我也聽到好多人說，能不能別再用反對黨這幾個字？我猜，新加坡民眾可能是不希望我們在國會裡，做「無謂的反對」。事實上，我們根本不想這麼做，而是想要扮演負責任的在野黨。
短期之內，我們還沒有能力組織政府，還需要有多一些黨員進入國會，累積歷練與經驗，慢慢地才能爭取到更多的時間、資源，甚至合法性，讓工人黨茁壯。
不過長期來講，新加坡一定要走這條路，讓一個有組織能力的反對黨出現在國會裡，才能起真正的制衡作用，也就是說，你的施政如果不考慮民意的話，下回就有可能失去政權。最終，就是要到這個境界，我們的國會制度才會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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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實沒有花太多時間去想，贏了要怎樣，輸了又要怎樣，因為我的規劃都是一樣的，我就是要貢獻人生接下來的十幾、二十年。
所以，假如我沒有當選，那就意味著：需要做的工作更多了，這包括黨務、跟民眾溝通等；我們要走的這條路會更難走，也更需要有人出來，把路盡量踏平一些。如今當選了，真正的工作，現在才開始，挑戰將是未來的五年，而不是過去的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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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籍律師陳碩茂：用人生下半場 打破一黨獨大
因為，五月七日的新加坡國會大選，執政的人民行動黨雖然保住政權，得票率卻從○六年的六成七下滑到六成。總理李顯龍召開閉門會議檢討，指出「執政黨失去年輕選民支持」。也有人指出，流失的票源不只是年輕人，還有中低收入階層。這些選民認為政府太偏袒企業，不願給中低階層更多支援。
這些人支持的，正是取得新加坡史上最多國會席位（六席）、雖敗猶榮的在野黨—工人黨。
而在當選的六席中，最受矚目的新科議員，就是台裔律師陳碩茂。
今年五十歲的的陳碩茂，在台灣出生，十一歲時移民新加坡，高中畢業後出國留學，成為哈佛、牛津、史丹佛等頂尖大學畢業的法學博士，以及美國知名的達維律師事務所（Davis Polk & Wardwell）合夥人，專攻國際金融併購。
去年，他協助中國農民銀行完成史上籌資額最大的海外ＩＰＯ，金額高達二二○億美元，被《美國律師》雜誌選為二○一○年「年度最佳交易律師」（dealmakers of the year）之一。
但是，攀上事業頂端的陳碩茂，卻毅然在今年投入新加坡國會大選，而且拒絕了執政黨的網羅，選擇代表反對黨出征，成為影響李光耀正式交班的關鍵少數。
[FONT=新]「在我這一行（律師）裡，我有機會完成了全世界最大、最複雜、數一數二的項目，不管誰來問我，我已經有得交代，」他告訴《聯合早報》，「人生下半場，應該做一些有其他意義、同樣有挑戰性的事情。」[/FONT][FONT=新]上週，陳碩茂接受《天下雜誌》專訪，說出他與台灣的深厚淵源，也傾吐決定從政的心路歷程。[/FONT][FONT=新]
我們家的祖籍，是台灣屏東縣林邊鄉的一個漁村，我在屏東成長，小學三年級搬到台北，待了兩年。當時念安和路上的立人小學，住在南京東路的武昌新村，每天坐校車上學。我還記得，那時候學校的附近有很多稻田，今天都不一樣了，變成了遠企等大樓。[/FONT][FONT=新]我們的老家一直都在屏東，不過那邊因為抽地下水，地層都下陷，老家的三合院都不能住了。今年清明節，我父母親還回去掃墓，親戚們也都在那裡，表兄弟、表姊妹、堂弟，大家都在，也因這樣，我始終覺得跟台灣感情深厚。[/FONT][FONT=新]前幾年，因為工作上的需要，我還滿常回台灣。台灣企業在發行海外存託憑證（ＧＤＲ、ＡＤＲ）和海外可轉債（ＥＣＢ）時，我們的事務所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FONT][FONT=新]台灣第一個發行的是中鋼，後來還有亞泥。當年我們就代表中鋼，由於是首開先例，過去也沒有法規，政府在制定相關法規時，我們還提供了一些資訊和意見，包括外國通常是怎麼制定的。後來碰上金融改革，遠東、玉山、中國信託、台新這些銀行要做發行的時候，我們都有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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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是科技業。台灣本來就是科技業最多，可能也最缺錢，就像施振榮先生所講的微笑曲線，如果你位在最下端，利潤最低，就表示花的錢最多，到海外融資的要也最大，因為蓋廠動輒就需要很多錢。
所以，從做設計的威盛、做foundry的台積電、做封裝的日月光、做系統的宏碁、華碩，一直到鴻海，我們都參與過。一路走來，現在台灣企業發行海外債券，已經是家常便飯了。
台灣養了我們家好幾代
幾年前我還想過，台灣這個島，真的養了我們好幾輩的人，至少我們家是這樣，以前我們在這邊捕魚、工作，後來即使我當了美國律師，我的業務還有一大半靠著台灣。
我今年五十歲，就好像踢足球，來到了人生的下半場，自己總會有一些反思，想著該怎麼走，才有意義。我覺得，未來真要能有貢獻、有活力地經營任何一種事業，也就只有十五、 二十年的時間。所以，我從四十幾歲開始就不斷思索，自己到底對社會做了什麼回報、有些什麼貢獻？隨著年紀愈大，這種感覺就愈強烈。
年輕的時候，從讀書到工作，我想的是如何經營律師的業務。做資本市場的律師，服務的對象是企業，企業雖然也是社會的一部份，但他們到底是企業，就是要擴張業務，賺更多的錢，可是我們的社會裡，還有一些比較弱勢的族群，更需要幫助。
我花了不少時間，思考是否要從政，最後才做出決定，在二○○七年踏出第一步，去敲工人黨的大門。工人黨的總部在每個星期一都開放讓民眾參觀，我就先跟值班的黨員接觸、交談，他們再介紹更多黨員給我認識，再透過幾個月、幾年的時間，參加活動，例如，最典型的就是賣工人黨的黨刊，黨員要到新加坡的菜市場、小販中心、咖啡店裡去販賣我們的刊物，這是我們籌資的一大渠道。
再加上各種聚會，透過這些互動，我意識到大家的基本理念類似、大家對於推進民主建設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就更放心，對自己的決定也更有把握。從○七年的第一步，到今年正式參選，著實醞釀了一段時間，這就跟新加坡有名的千層糕一樣，你總要一步一步來嘛。
推動民主，是為了改善民生
不只這樣，從需求面來講，眼前的新加坡，需要更多人挺身加入反對黨，替社會做出貢獻。這最終都是為了改善民生，當然，民主本身也有一定的意義，因為它意味了每個人的尊嚴。
國會裡如果有一個比較強大的反對黨，可以制衡執政黨的話，政府出爐的政策，就會更照顧到人民的需要。
例如，過去五年，對新加坡人日常生活影響最大的政策，可能就是外勞政策。政府為了追求經濟成長，對外打開了大門，除了影響新加坡人的就業和薪水外，也嚴重影響了我們的居住、生活空間、教育和運輸，這是個很重要的政策，但國會裡卻沒有深入的討論。
所以，如果國會裡有比較多的反對黨，那麼，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將會更符合新加坡人的利益。
跟一九八七年的台灣比起來，新加坡民主憲政的條件，還是比較成熟些，我們不需要廢除戒嚴令、允許政治團體成立等，因為那套架構都已經存在，選舉的合法性也被新加坡人所接受，包括反對黨也接受，且願意來參選，他們不是走上街頭，而是走進國會推動改革。
也可以說，我們這套民主機制的「機器」早就從英國引進來，早就在了，問題是需要有人去運作，單單一黨獨大，運作就不如多黨參與國會辯論來得好，所以我認為，需要有更多人投入反對黨的行列。
更何況，加入反對黨的想法，至今還沒被所有的新加坡人接受，年輕人如果想要投身反對黨，家裡的壓力會很大。所以，我也希望藉著這回的參選，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替以後的人鋪路，讓他們這條路走得平坦些。
我也聽到好多人說，能不能別再用反對黨這幾個字？我猜，新加坡民眾可能是不希望我們在國會裡，做「無謂的反對」。事實上，我們根本不想這麼做，而是想要扮演負責任的在野黨。
短期之內，我們還沒有能力組織政府，還需要有多一些黨員進入國會，累積歷練與經驗，慢慢地才能爭取到更多的時間、資源，甚至合法性，讓工人黨茁壯。
不過長期來講，新加坡一定要走這條路，讓一個有組織能力的反對黨出現在國會裡，才能起真正的制衡作用，也就是說，你的施政如果不考慮民意的話，下回就有可能失去政權。最終，就是要到這個境界，我們的國會制度才會完善。
472期搶攻新中國6大消費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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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閱
我其實沒有花太多時間去想，贏了要怎樣，輸了又要怎樣，因為我的規劃都是一樣的，我就是要貢獻人生接下來的十幾、二十年。
所以，假如我沒有當選，那就意味著：需要做的工作更多了，這包括黨務、跟民眾溝通等；我們要走的這條路會更難走，也更需要有人出來，把路盡量踏平一些。如今當選了，真正的工作，現在才開始，挑戰將是未來的五年，而不是過去的一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