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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名十歲的小女孩坐在晃盪的鞦韆上，問道：「妳被強暴過幾次？ 」
The News Lens自 David K. Shipler | The News Lens – 50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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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名十歲的小女孩坐在晃盪的鞦韆上，問道：「妳被強暴過幾次？ 」
文：大衛・K・謝普勒（David K. Shipler）
那名十歲的小女孩坐在晃盪的鞦韆上，跟坐在她旁邊的鞦韆的社工聊天。「到底有幾次啊，」小女孩問道：「妳被強暴過幾次？ 」
問題來得漫不經心，彷彿只是隨意展開的對話，社工芭芭拉試圖保持鎮靜。
「我說我沒被強暴過，她很驚訝。」芭芭拉回憶道。
「我以為每個人都被強暴過。」她記得女孩是這麼說的。
「她的朋友在學校都會討論，」芭芭拉觀察道：「那是家常便飯。」
這就是芭芭拉談到性侵犯存在於無數美國家庭時的開場白。這名女孩是芭芭拉在高危險兒童輔導計畫的第一個個案，由教師轉介而來，他們注意到她生活中有遇到麻煩的跡象。芭芭拉在新英格蘭某個鎮上試圖幫助的十三名男女孩當中，有十二個人遭受過性騷擾。據她說，他們說出這些經歷時，常常是坐在她旁邊的時候說的，特別是在鞦韆上或是在車上，這樣他們就不用看到她臉上的反應。那名十歲的女孩被自己的父親強暴，而她父親已經六十七歲了。
芭芭拉不知道她長大以後會變得如何，她在寄養家庭裡來來去去，她的母親酗酒成性。「這麼一個甜美的小女孩就快完了，」芭芭拉說：「能撐過二十幾歲就能熬下去吧。」
熬下去，這是芭芭拉最樂觀的預測。她差不多說對了，十八歲的時候，這名年輕女子懷孕了，不確定三個男人之中的誰才是孩子的爹。
處在貧窮邊緣的女性當中，有為數驚人的性侵倖存者，就像是一筆龐大的債務，她們的創傷在事發多年過後仍舊壓在她們身上。但這又不像債務，不能用宣告破產來一筆勾銷。她們的未來變得殘缺不全，因為她們的過去會在她們解釋自己的身分時強行出現，有時候會在第一次討論時坦率地現身，有時候則要見面四、五次以後，才會拐彎抹角地表現出來。即使我從來沒提到那個問題，但大部分我採訪過的貧窮女性，遲早都會提到她們小時候被性侵的事情。
我跟一個名叫卡拉．金的年輕媽媽見面才半小時，她就把她的故事告訴我了，而我只不過是問了她的家庭狀況。「我爸在我小時候就對我毛手毛腳的，我先生不知道這件事情。」她直截了當地說道：「當時我十二歲，他有一整年的時間都在撫摸我，每當他喝醉了，我就會把自己鎖在房間裡，醒來的時候他壓在我身上，我把他推開，他說：『爸爸跟女兒就是這樣的。』」
「你知道這樣不對，但是你不知道要跟誰說。」卡拉繼續說道：「我跑去待在一個朋友的家裡，之後我才跟我媽說，結果她說：『沒關係，我爸爸喝醉的時候也會那樣對我，不過這種事情不會再發生了。』」
一個女人會將如此私密的恥辱告訴一個陌生人，透露出問題的嚴重程度。她忍不住追溯起她的許多缺陷，似乎都源自於童年時期造成的恥辱和自我厭惡，這些缺陷會改變人的一生：她無法明智地選擇男伴、不信任感很深、情感疏離、無法產生歸屬感。那些侵犯太過深刻，無法隱藏。
性侵害折磨著所有的階級和所有的種族，社會越開放、時代越開放，大家就越能夠坦率地討論這個問題，因此美國人也越來越能意識到這個問題。受害者克服了不該產生的羞恥感，控訴神父、叔舅、家人的朋友與父親，然而還是有很多人隱藏起來，因此問題依舊比解答多：貧窮的孩子比有錢的孩子更容易受到傷害嗎？ 物質匱乏的家庭沒有辦法保護自己的孩子，讓他們免於這種難以磨滅的傷害嗎？ 性騷擾在破碎的家庭中是不是比較常見，因為單親媽媽加上男友來來去去、酗酒、吸毒、長時間值夜班家裡沒大人？
眾所皆知的是，這種創傷會令人衰弱，就像是窮人身上常見的各種殘缺一樣。受到性侵的孩子容易有無力感，如果這樣的感覺延續到成年，就如同許多受害者所證實的，會摧毀人的信念，讓人不相信自己可以掌控生活，失去自己真的能夠作主選擇的信念，也不相信自己現在所做的決定，可以改變未來。令人麻痺的無力感湧入，混雜了其他侵蝕人心的困境，剝奪了那些置身貧窮或瀕臨貧窮者改頭換面的能力。
童年時期被性騷擾的經驗會破壞一個人成年後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的能力，也因此破壞了一個家庭的經濟潛力。所有貧困的家庭之中，約有百分之五十一是由單身女性獨力支撐，而有百分之十是由單身男性獨力支撐，這表示有百分之六十一的貧困家庭是單薪家庭，這對於低工資者來說是一大障礙。因為女性到頭來往往得照顧小孩，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從孩子的父親那裡得到足夠的扶養費。
性侵是無法建立健康伴侶關係的原因之一，受虐兒的無力感會導致屈服，因而訴諸心理醫生稱為「解離」（dissociative）的逃避方法：受害者在心理上抽離出來，旁觀傷害的發生。同樣的現象也可以在其他創傷受害者身上觀察到，包括戰爭受創者，這種置身度外的經驗會給人一種被保護的感覺。冷漠與情感疏離在事發過後會持續好幾年，甚至一輩子都如此，而小孩特別容易受到傷害。「成年時期的反覆創傷會侵蝕已經形成的人格架構，」哈佛醫學院的心理醫生茱蒂斯．路易斯．赫曼（Judith LewisHerman）指出，「但是童年時期的反覆創傷會形成人格，扭曲個性。」
倖存者的親密關係會受到渴望保護與關懷的心理影響，她們害怕被遺棄或剝削，恐懼如影隨形。為了追求被拯救，她會找尋強而有力的權威人物。這看似能夠給她承諾，能夠帶來一段特別而滿懷關愛的關係，藉由理想化這個她所依附的人，她試圖跟遭到控制或被遺棄時的恐懼保持距離。
然而不可避免的，她選擇的那個人達不到她幻想中的期待，失望之餘，她會憤怒地詆毀那個前不久她才愛戀不已的對象。在倖存者的心中，僅僅一般的人際衝突就會引起強烈的焦慮、憂鬱或憤怒，稍微的怠慢都會讓她想起過往被無情忽略的經驗，稍有傷害都會喚起過去被刻意殘酷對待的經歷……因此倖存者發展出一種緊張、不穩定的關係模式，再三上演拯救、不公和背叛的戲碼。
種種形式的侵犯也可能會導致過早發生性關係。有項研究發現，「情感匱乏，尤其是發生在早年時期，會使得青少年容易透過性行為和早早成為父母來尋求情感上的親密感受。」另一項研究以曼斯菲城一千零二十六位非裔美國年輕女性為樣本，發現遭受身體虐待（非性侵受害者）與早孕無關，而性侵受害者則與早孕有關。幼年曾經遭到性騷擾的女孩，往往會在比較年輕的時候就同意與人發生性關係（平均是十四點九歲比十五點六歲），而她們懷孕的年齡也更早（十六點七歲比十七點四歲）。
「臨床醫生應考慮把童年時期曾經受到性侵的青少年，視為過早發生性行為的危險群。」該報告的結論指出，「這些青少年應該接受合宜的家庭計畫諮詢，並轉介到心理健康諮詢，以降低過早懷孕的風險。」他們應該要如此，不過他們卻很少這麼做，尤其是如果他們很窮的話。
在低收入家庭中，性侵也成為一種把貧窮傳給下一代的機制；儘管有錢人家也會發生性侵事件，不過富有的人有其他辦法推動自己的孩子前進。雖然內心的痛苦是一樣的，但父母的野心和高期望、成功的壓力、受教育的機會、追求專業成就的動力，全部混在一起，成為一種權力意識和機會，倖存者常會因焦慮而努力，想要取悅他人，這在某些家庭中就帶來了傑出的學業表現。
低收入家庭則大不相同，侵犯問題累加在堆積的多重壓力上。根據研究人員估計，每四或五個女孩中，就有一個遭遇過性侵，但是在低收入的單親媽媽之中，這個比例可能更高。報導福利改革的記者遇過許多貧窮的女性，她們都提及遭到性侵，向自己的母親尋求保護卻不受信任，安全感因此粉碎了，家庭所能提供的避難功能也沒了。
有個撰寫這個主題的白人記者，在我告訴他新英格蘭那個鞦韆上的女孩的事情時，顯得很困惑。但是她是白人吧？ 他問道。我回答，對，那個城鎮基本上全都是白人，卡拉．金和許多其他跟我說過遭到性侵的女人，都是白人。好吧，他坦承，他以為這個問題跟黑人文化有關。他似乎對自己的偏見感到很吃驚。
華盛頓特區的溫蒂．韋斯勒才剛停止領取社會救助金，她剛做好拮据的預算規畫。就在我們第二次談話時，她開始講起交織在童年記憶中的傷害事件，將近三十年過去了，如今她決定要掩飾好傷疤，強迫自己從失敗中恢復過來，努力工作、盡情歡笑，做她殘障的女兒的榜樣。
她對自己的生母一無所知，只知道自己四歲以前是在兩個寄養家庭裡度過的。「他們認為做錯每件小事都該揍我們，」她這麼描述第一個寄養家庭。「他們有個兩歲小孩，她也是養女……我記得有一天，那天就像個不斷重複的惡夢，不肯讓我忘記……因為那個小女孩尿在自己身上還是什麼的，養母帶她去地下室打她。養母氣瘋了，因為她還得清理，突然間我就沒聽到尖叫聲了，養母上樓來，不過那個小孩沒有。我很害怕，我猜她看到了我臉上的表情吧，她說：『怎樣，妳不想待在這裡了嗎？ 』我記得我跟她說我不想，於是她叫人來帶我走，他們就來了，我就這麼去了下一個寄養家庭。」溫蒂一直不知道那個小女孩是死是活。
第二個家庭也沒能提供庇護，他們有另一個領養的小孩叫寶拉，還有兩名欠缺管教的青少年兒子。「這些男孩把我跟寶拉帶到地下室去，拉下我們的內褲，做……」溫蒂沒辦法把話說完，「不管你幾歲都一樣沒辦法把這種事情忘掉，直到死亡來臨的那一天都永遠不會忘記。」
她又再次被救出來，這次是個沒有小孩的離婚女人收養了她。「收養我的時候，她說我看起來好像有厭食症。」溫蒂回憶道：「她說我的頭髮亂七八糟，衣服髒兮兮的，還說我的牙齒都發綠了，還能待在我嘴裡真是個奇蹟。她說：『我救了妳。』」
但是事實證明，她沒有完全得救。養母經常把她留在保母家，她常常得跟保母的兒子單獨相處。「他們常做一樣的事情，把我帶進浴室之類的，叫我做奇怪的事情……」溫蒂還記得，「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肛交，我想那時候我才上小學二年級吧……我媽從來不相信我，認為我在說謊，因為她問那個女人，那個女人什麼也不知道。」
就像許多遭受過侵犯的女人一樣，溫蒂應付不了男人，處理不了親密關係、信任和愛。她母親竭力避免她步上通往貧窮的快速道路，青少年常常就這麼一腳踏進去：懷孕、未婚生子、輟學、跟有暴力傾向的男人混在一起、斷斷續續領取社會救助金、在低薪工作中載浮載沉。她母親盼望她能夠上大學，溫蒂也被霍華德大學錄取了，但就在高中畢業的那一天，她得知自己懷孕了。她害怕地告訴母親，一講出來以後，她母親堅持要她墮胎。
溫蒂先是反抗，後來還是不甘願地去了，她懷的是雙胞胎。「手術後我回頭看，有個瓶子裝著那些人體器官。」她記得清清楚楚。「我覺得這真的很殘忍，如果你要我經歷像這樣的事情，就不要把結果擺在那裡。」一道缺乏尊重的鴻溝在溫蒂與她母親之間裂了開來。
每次懷孕都沒有好結局，就像每段關係都沒有結果一樣。多年來沒有生育、沒有結婚，沒有成功的懷孕或戀愛關係；流產過一次、還有一次因為男人打她，所以溫蒂解除了婚約。後來她又墮胎過兩次。因為害怕再有小嬰兒死掉，她覺得痛苦、無依無靠。她孤身一人，與養母疏遠了，經濟狀況也很不穩定，負擔不起霍華德大學的學費，於是她轉學到哥倫比亞特區大學，但沒拿到學位就輟學了。接著她遇見另一個她想嫁的男人——在發現他的缺點後又取消了結婚儀式。「大概是婚禮前一個星期吧，我發現原來他在吸毒。」溫蒂說：「我只好放手讓他走，但是我肚子裡還有寶寶。最後我失去了那個寶寶，寶寶死了，只活了八個小時就死了。」
她在美國航空、肯德基和其他地方打零工，但是她賺得不夠，沒有自己的住處，只好跟不同的男人到處搬家，有時候無家可歸，有時候住在收容中心。她又懷孕了，這一次，她決定就算孩子的爹不願意承擔照養，她也要把孩子生下來。「如果我把她流掉，我永遠也不會原諒自己。我發過誓再也不會這麼做了。我得告訴我自己：不要再逃跑了，恐懼應該要結束了，要好好處理這件事情。整個懷孕期間，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我都會愛這個孩子，好好照顧這個孩子。」
孩子是女孩，她替她取名為琪雅拉，早產三個月，重兩磅一盎司，出生在特區綜合醫院。當時溫蒂住在收容中心裡。「因為我無家可歸，他們把我當成泥土般對待。」她說道：「護士表現出一副我什麼也不懂的樣子，我就是個街上來的蠢蛋。」她替自己說話，堅持要對方尊重點，但她沒有得到。
她女兒的出生不是一件喜事，「因為她出生得太早了。他們一直跟我說我沒有子宮收縮，但我已經收縮三天了。他們想告訴我，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他們說我只是感染；我告訴他們，如果我是感染，吃藥都吃三天了，為什麼還是這樣？……於是他們替我接上監測器就走掉了。我沒辦法呼叫護士，因為那個設備壞了，而他們都不來查看我的狀況，我得自己拿著兩個監測器，裹著毯子到走廊上，一直走到盡頭的護理站，對他們說：『不好意思，我已經呼叫你們三個小時了，我需要多塗一點潤滑劑在胎兒心跳監測器上。這個監測器的嗶嗶聲快把我搞瘋了，我在宮縮，我需要有人來檢查看看，確定一切都正常。』」
「結果他們說：『妳為什麼跑到走廊上？ 』我說：『因為我要試著引起你們的注意。我一直在大叫，而我本來不應該大吼大叫的。』我還說：『你們關心我應該像關心自費病人一樣，對吧？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小孩出生……看吧，他們就是這樣對待沒錢的人。」
接著那個令人驚恐的消息傳來了，她被告知收容中心不收留新生兒，這個早產兒一出院就得送去寄養家庭，直到溫蒂有地方可住為止。「我跟他們說：『辦不到。』」溫蒂聲明：「『除了我以外，沒有人可以扶養我的孩子。我在寄養家庭長大，我知道那些人是什麼德性。』」只剩下唯一的一條路了，「我咬緊牙根打電話給我媽，我說：『聽著，我生了個孩子。我知道我們之間意見不合，不過我不打算讓其他人養我的孩子。』我說：『我需要先住在妳那裡，直到我找到公寓為止。等我身體好一點，我就會去找。』我媽同意了，我想這是我第一次從我媽那裡得到尊重。」
接著是第二個打擊：八個月大時，琪雅拉被診斷出腦性麻痺，起因是出生前或出生時所受到的腦部損傷。這個小女孩長成了一個可愛又笑咪咪的流口水小朋友——不過她學不會走路，她永遠也不能走路，註定要坐輪椅。快四歲的時候，她還不太會講話，她也永遠沒辦法流利地說話。
如果不是因為這些殘疾，也許就能打破原本的典型模式，因為琪雅拉的經歷跟溫蒂早年的創傷經驗完全不同。「我會打琪雅拉屁股，」溫蒂承認。「但那絕對、肯定是因為她真的做錯事了，我不會每件小事做錯了都打她，可能只是稍微拍拍她的腿，而不會用皮帶跟戒尺。」不論溫蒂的母親用怎樣嚴厲和擔憂的方式表現出她的關愛，溫蒂相信那都彌補了早些年時的剝奪和虐待。
但即使是努力想要當個慈愛的母親，溫蒂還是無法從受虐的過往中抽離出來，這阻礙了她與男人建立戀愛關係；到她終於結婚之時，她還是選錯了人，她先生有躁鬱症，比較像個對手而非幫手。結婚兩個月以後，他辭掉熟食店的工作，因為他「想要靠我吃軟飯，」她說道。他們有個健康的孩子，但是他坐在家裡，拒絕幫忙照顧孩子，抱怨她煮的食物，打電話恐嚇她的公司同事，無中生有地想像她跟那些人眉來眼去。「
他很沒有安全感，」溫蒂說道：「他會發脾氣，因為我一直叫他『動動你的黑屁股滾出去找工作！ 』」他喝了酒，想打她，「不過我把他打得連鼻涕都流出來了。」她說著，並憤怒地笑了，「我抓起電話朝他兩隻眼睛中間打過去。」她又笑了，「我揍他的臉，還試過用衣架勒他。」她爆出一聲爽快的大吼：「我用煎鍋打他的頭，一個很大的老舊鑄鐵鍋。」她笑個不停。最後他逃走了，她則提出離婚。
據觀察，性侵的倖存者往往會過度保護自己的孩子，他們不停地跟孩子說「不、不行、不可以」，這種態度破壞了年輕人探索與學習的意願。溫蒂也表現出了這類焦慮，不過很難分辨那是因為她自身的經歷，或者是因為她大女兒的疾病；溫蒂對孩子既寵溺又盡責，決心要讓琪雅拉發揮生命中最大的可能性，就像她這麼晚才開始努力實現自己人生最大的價值。她現在有理由要當個好榜樣了。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不幸，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挫折什麼的，要很堅強的人才能夠克服那些事情。」溫蒂勇敢地說道：「我要讓她看著我克服我的挫折，我希望這能影響她，讓他也去克服她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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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窮忙：我們這樣的世代》，時報出版
作者：大衛・K・謝普勒（David K. Shipler）
這些是美國社會的縮影，也是在貧富差距破百倍的台灣，可能發生於你我身上的故事。普立茲獎得主大衛・K・謝普勒，繼描寫以巴衝突的《受傷的靈魂》、美國種族歧視的《陌生人的國度》後，花費數年時光、採訪十多個家庭，生動地記錄了窮忙族的故事。四十年的記者資歷，讓謝普勒在描寫貧窮問題時，能夠一針見血地指出政策與體制的弊病之處，以及窮忙者的個人困境。
他對窮忙族充滿關懷，寫下「任何辛勤工作的人都不應該是貧窮的，」為了理解貧窮，他深入勞動世界，勾勒出貧忙族背後教育、醫療、家庭、心理、薪資結構、居住品質的失能，以及社會體制對於貧窮者的不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