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g Moh Trump who is a Wall Street Swine, is cooking another round of George Soros styled Honey Trap. Baseless bubble soring in Wall Street, all burnt when you fail to escape it's abrupt crash. Don't be Greedy and Foolish to feed the Bankrupted Ang Moh Beggars with your money!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2/15/c_1120472782.htm
警惕美国风险之一：华尔街是否正酝酿新危机？
2017-02-15 16:14:14 来源：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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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２月１５日电 题：警惕美国风险之一：华尔街是否正酝酿新危机？
新华社记者 樊宇 康逸
虚拟经济指数不断走高、乐观情绪持续高涨、美联储开启加息通道、市场鼓吹放松监管以增进经济活力……这一幕是否似曾相识？次贷危机十年已过，新的危机是否正在酝酿？如今全球是否能更好应对？
华尔街贪婪卷土重来
“贪婪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千万别忘记这一点，”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安德鲁·希茨警觉地预感，目前的状况和２００７年次贷危机前有着惊人的相似。
自唐纳德·特朗普赢下美国大选以来，美国股市迭创新高。自去年１１月８日美国大选至今，美股最具代表性的标准普尔５００指数涨幅接近９．３％。今年２月１３日，纽约股市标普５００指数总市值历史性跨越２０万亿美元大关，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还高出近８％。
华尔街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当下美股疯狂上涨并非是对实体经济的准确反映，更多是对新政府政策调整的一种“押注”：期待特朗普政府推出减税、增加开支、放松监管等新措施。事实上，去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１．６％，远低于前年的２．６％。
实体经济不温不火，虚拟经济热火朝天，资产估值泡沫随时可能破灭。这一景象太过熟悉，希茨警告说：“贪婪的市场几时关心过资产估值？”
而且，和美联储持续加息引爆次贷泡沫类似，当下美联储同样处于加息通道。美联储去年１２月时隔一年后再次加息，预计今年可能加息３次。
美联储加息将提升资金成本、抑制投资，这可能导致在泡沫期被掩盖的结构性问题“水落石出”。从历史上看，美联储加息期往往也是金融危机高发期，亚洲金融危机、科技股泡沫危机、次贷危机都处在加息期。
此外，特朗普准备放松金融监管的举措也将带来新风险。分析人士预计，特朗普很可能弱化金融危机后出台的旨在加强监管的《多德－弗兰克法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西蒙·约翰逊说，目前美国金融系统风险仍威胁着美国经济前景，削弱甚至取消《多德－弗兰克法案》并不可取。
市场盲目乐观、美联储连续加息、政策应对失当，这可能造成新一轮“完美风暴”。华尔街最乐观的分析也不得不承认：即便短期内美国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中长期风险也正在快速累积。
经济结构性问题仍存
和次贷危机前相似的是，此轮美国股市疯涨，部分是因为资金在金融市场“空转”套利，没有投入到实体经济。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哈维尔·本塞说：“如果现有模式没有得到改变，我们仍然被金融资本的利益和逻辑所支配，经济很难获得长久复苏，只会产生新泡沫。”
次贷危机已过去近十年时间，但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犹存。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环境使得发达经济经济体去杠杆进展非常缓慢。同时ＩＭＦ此前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许多新兴经济体企业杠杆率大幅增加，进一步加剧了金融脆弱性。
澳大利亚创新金融研究院院长郭生祥说，当前金融系统的巨大流动性暂时掩盖了货币和资产泡沫化风险。他说：“这虽然推迟了风险，但不等于去掉了风险”。
此外，“后危机时代”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货币政策的博弈和分化将会对全球资本流动产生影响，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动荡，降低全球经济抵御意外风险的能力。加之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思潮抬头，美国金融市场如果再次爆发危机，很容易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扩散。
全球抗风险能力已获提升
不过也应看到，历经金融危机洗礼之后，如今全球抗风险能力已得到了切实提升。首先，虽然特朗普誓言放松金融监管，但和次贷危机前相比，目前美国金融监管“防火墙”更为有效、金融体系也更加稳健。
美国财政部２０１５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五年中美国银行机构的资本增加逾６０００亿美元，减少了对杠杆的依赖，流动性资产增加。２０１６年压力测试表明，美国大型金融机构的资本水平继续提升，资产状况继续改善，在假设的极端不利条件下借贷能力整体增强。
第二，从全球层面看，全球金融监管合作和政策协调机制常态化有利于监测和管控新风险。
２０１０年出台的《巴塞尔协议Ⅲ》，已成为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共同制定并努力落实的全球金融监管新标准。爱尔兰中国研究院院长王黎明教授认为，《巴塞尔协议Ⅲ》把流动性监管提到了与资本监管同等重要的地位，对金融系统中风险较大的“金融创新过度”的监管进行了针对性改革。
同时，各国间的政策协调和对话机制为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提供了保障。从２００８年的华盛顿峰会到２０１６年的杭州峰会，在国际金融危机最紧要的关头应运而生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如今已从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对话和磋商平台，并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预防和长效治理机制转型。
第三，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转变，国际货币体系也朝着更有益的多极化方向发展，更具稳定性、代表性和时代性。
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博认为，人民币加入ＩＭＦ特别提款权（ＳＤＲ）货币篮子，有利于分散风险，也给了投资者更多避险选择。王黎明也认为，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美元霸权而造成的国际金融秩序失衡。
作为国际经济治理改革的重要一步，ＩＭＦ２０１０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于２０１６年正式生效，约６％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４个新兴经济体跻身ＩＭＦ股东行列前十名。（参与记者：金旼旼、王乃水、江宇娟、钱铮、冯俊伟、熊思浩、邓茜、张启畅、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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